斯特兹·特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Division Street: America，1967年）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现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于本能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词，”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者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美国生活中的等级》（Class in American Life，1959年）一书的作者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别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制度的存在。就像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在19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种划分级别的标准从政府机构出炉，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Walter Allen）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密歇根州的大瀑布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灯塔山》（Beacon Hill）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为原型。观众坚信并借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作品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在于，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一类人——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爬的企图；或者中产阶级同仇敌忾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美国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即使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伊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等级的方式，尽管确切地说并不科学，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和四九人队，还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the House，即牛津大学的克莱斯特教堂）、“莱奥尼斯大妈”意大利餐厅（Mama Leone’s）、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或者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见到的和可听到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一个人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不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除非偶尔论及）。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其表现除了偶尔出现在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也许只能看到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听到“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这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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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Roger Price）在《伟大的鲁伯革命》（The Great Roob Revolution，1970年）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P．哈特利曾在小说《外貌公正》（Facial Justice，1960年）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医生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里，手术刀绝非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的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认知和理解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会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斯卡?王尔德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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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编辑威廉·巴列特（William Barrett）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总结道：“‘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什么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暧昧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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