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H．奥登的一首诗里，他写道：“人们不仅会在城市诊所里见到患病者，而且也能在私人车道尽头的乡间住宅里找到他们。”我相信，奥登指的这些人不可能是贫民，甚至都不是中产阶级。善于捕捉阶级信号的人知道：倘若这个人有车道，在显示社会地位方面，这条车道的重要性与车道尽头的住宅大体相当。 

【院内摆设】

在气候寒冷的地区，到了草坪被大雪覆盖的时候，令中产阶级头疼的问题就来了——草坪再也不能作炫耀展示之用了。怎么办呢？他们就用圣诞灯饰来弥补这种损失。石棉板做的驯鹿在门旁蹦跳，滑稽的圣诞老人正钻进烟囱，虔诚的人家还会在草地上摆放画在胶合板上的耶稣诞生图。似乎没有人全面地研究过中产阶级为什么喜爱举办“街区圣诞大灯展”（约翰·布鲁克斯语），是不是想改善自己在贫民心目中的形象？好像也没有人详实地调查过灯展与草坪之间的关系。怀特为了撰写他的《组织起来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年）研究过一个郊区，他报告说，每年灯展期间此地灯火辉煌，有十万人（当然大部分是贫民阶层）驱车前来观看，令人叹为观止。 

假如草坪上炫耀的是永久性展品，房主在等级阶梯上就接近贫民阶层了。他们之中的中上层，常常在院子摆一个令人目眩的白色大瓮，还有戳在窗前的“大树”，它们约有十五个生铁铸造、漆成绿色的树枝，枝头吊着放花盆的铁圈。有些人家的展品不仅供人欣赏，还供人参拜，比如院子里立着的圣母玛利亚雕像。你只要将某些老式的带脚浴盆竖起来，就可以在盆底看到这样的浮雕像。地位稍低的人家展示的是塑料做的守护神、火烈鸟和迪斯尼动物，还有蓝色或紫色、篮球大小、闪闪发光的球状物，安置在饰有凹槽的水泥浇铸的底座上。下层贫民将废弃的木制轮胎漆成白色，里边种上鲜花。（汽车轮胎要稍微高档一些。）这一阶层最穷的人家花坛四周是用坏了的灯泡，或者废弃的啤酒瓶。生锈的超市小推车停放在前院，安静地等候哪天再派上用场。 

……

【汽车】

好了，我们该谈谈汽车了。一如至关重要的房屋正面，汽车是另一种户外展品。上流社会不够重视汽车，因为根据他们的循古原则，汽车的历史过于短暂，不配进入古典风范的行列。不过总要有辆车开，所以如果你富裕，又有时间（这两样允许你购买任何品牌的汽车），那么，购买最便宜最普通的车表明你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么易于购买的物品，从而不至于损害你的等级形象。你最好有一辆雪佛兰、福特、普利茅斯或道奇，对它们的型号和颜色毫无挑剔的兴致。车可能很干净，尽管最佳状况是略带风尘。总而言之，车必须是乏味的。 

上层阶级再往下，你就可以有一辆“好”点的车了，比如美洲豹或者宝马，但必须是旧的。你最好不要拥有罗尔斯·罗伊斯、凯迪拉克或奔驰。尤其是奔驰车，约瑟夫·爱泼斯坦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1981－1982冬季号）中这样报道：敏锐的西德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奔驰轿车标志着一种“高级的庸俗，是专供比华利山的牙医和非洲内阁部长们乘坐的汽车”。确切地说，只有中上层阶级中最糟的一类才会买奔驰车，就像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士会开奥兹莫比尔、别克、克莱斯勒这样的车，可能还有吉普车和兰德罗弗尔。高级越野车传递着这样的暗示：你居住的地方交通尚不发达，甚至可能还没铺好公路，普通汽车不一定过得去。 

另一原则是：阶级地位越高，车速越慢。喜欢开快车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想给坐在旁边座位上、出身与自己相当的女孩留下深刻印象的上层贫民中学生（一定是非盎格鲁-萨克逊种族），另一种是没有安全感。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看了太多关于赛车的电影，故而认为开快车富有浪漫情怀，性感而刺激。事实上，要想做上等人就得开得慢、开得稳，悄无声息地沿着路中央行驶。 

汽车携带的阶级信号不仅仅局限于牌子、车型和车的状况，还包括车上展示的物品，比如轻型小货车行李架上的三枝来福枪、猎枪和后窗上挂着的卡宾枪，贴在车窗玻璃上的“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标贴，以及中上层阶级后车窗上的标贴：“我宁愿去航海。”贫民阶层喜欢装点他们的汽车，他们的车上不仅有仿豹皮的家居装饰品，还有在前后窗上荡来荡去的玩具骰子、娃娃鞋和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贴，如“边界以南”、“爱基督者请按喇叭”等等。当然，贫民阶层的车里还有仪表盘上小巧的塑料制圣克里斯托弗像之类的饰品。中产阶级也喜欢在保险杠上贴标贴，不过更可能是提醒注意之类的内容，如“我为小动物踩刹车”。 

据我所知，美国人是世界上惟一受地位焦虑症驱使，在汽车后窗上张扬自己与某大学的关联的一类人。遍游欧洲，你也绝不会发现任何一辆汽车上贴有“基督学院”或“巴黎大学”等字样。美国的传统使高等教育如此神圣，任何玩笑、诙谐、模仿均不适宜。好好想一想，还真没有哪样东西比后车窗上的大学标贴更令美国各层人士崇敬的了。美国人宁愿不敬国旗也不会嘲讽后车窗标贴以及它的内容，不会倒着贴、斜着贴，或给“学院”和“大学”加上富有讽刺意味的引号。我听说某个年轻人把“斯坦福”拼成“SNODFART”，然后贴在后车窗上。这种罕见的恶搞行为真是意义重大。任何有幸与哈佛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有关联（无论这种关联已经多么久远）的家庭，都绝不会把库茨敦州立学院的标贴贴在后车窗，哪怕是为了幽默一把。这些标贴带来的道德问题是美国特有的。一位家庭成员从一所著名的学校毕业后，过多久还在继续使用该校的标贴？一年？五年？十年？还是永远？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家庭们应该得到权威性的指导，而且我觉得，这种指导最好能来自那些大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