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上爬】

改变阶级属性之困难，并没有吓住数以百万计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也没有吓住成千上万渴望沉沦的人。要计算人们在这两方面追求上所浪费的精力是令人伤感的。社会学家奥古斯特·霍林斯赫德（August B﹒Hollingshead），把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向上爬的人称为“奋斗者”，而不是“向上爬的人”。据我们所知，这些奋斗者中有一部分是华盛顿的社会地位治疗专家萝珊·魏斯曼（Rozanne Weissman）的客户，她在技术上指点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如何向高位攀登。她建议怀着如此热望的人们，首先将他们的姓名登在当地报刊的漫谈专栏里，然后等待着接踵而至的政府聚会的邀请。遗憾的是政府聚会对社会底层的人总是大门紧闭的，对向上层阶级进军的人来说，有时彻头彻尾的谎言在短期内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守门人说：“在聚会上碰到某人问我‘您何处高就？’，我就对他们胡说八道一通，告诉他们‘我是开业会计师’。”

【沉沦】

如果说，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幻想里，向上爬是容易被人理解的，那么一心想往下滑到社会底层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这样的事情比大多数人注意到的要多得多。男女同性恋者在这一行为上的差别，成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运动的例证。野心勃勃的男同性恋者，至少在幻想中，热切地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女同性恋者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男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就是坐在雅致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鲜花、餐具垫和洗手指的玻璃碗，周围是成功、富有、服饰华丽、机智狡猾和不在乎道德的人们。女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层一起，尽情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互开玩笑。 

像女同性恋一样，有时文人也表现出一种过分而无节制的沉沦欲望，比如T．E．劳伦斯加入皇家空军，当了一名士兵，而诺曼·梅勒则和凶残的贫民杰克·亨利·阿波特结为同盟，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为曾经受到的阶级教育所带来的好处而感到内疚？酗酒是沉沦最常见的途径，只要看一眼包厘街就可以确信这一点。既然作家在传统上往往是酗酒者，我们也就可以据此认为他们中许多人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促成自身阶级地位的下滑。作家和文人们还通过模仿贫民阶层的打扮来满足他们沉沦的欲望，就像那些常青藤大学的学生一样，穿着油漆工的工装裤，或者加入到平民社团中，再不就穿得像社会地位低下的年轻人，成为莱斯利·费德勒所说的“冒牌少年平民”。 

仅仅下滑一个等级的想法很少见，如果你是中上层或中产阶级，要想成功地沦落，就必须下沉到很深的底层。但几乎没有人真正成功地沦落了，就像没有人能卓有成效地进军名利场一样。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就算你的谈吐没让你露馅，你的语法，你对服装、轿车和精神生活的品味也会让你暴露无遗。光临贫民窟的上流社会人士往往成为贫民嘲笑的对象，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省掉“g”的发音，而混进上流社会里的贫民，则因为对吃洋姜一窍不通而犯下大错。 

当然，有很多人社会地位的降低根本不是故意的。通货膨胀、失业、停滞的经济和下降的生产力造成保罗·布卢姆伯格所称的“美国阶级制度的欧洲化”，即“一个更僵化的社会结构、更严重的贫富不均”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进步后，“美国大众现在发现他们重重地摔了下来”，过去在社会顶层还有空地方，现在呢，布卢姆伯格说，“不祥的是……似乎只有社会底层才有足够的栖身之地。” 

【贫民化趋势】

令人悲观的是，可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到沉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贫民化趋势，这个词暗示了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每一样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趋于贫民化。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一些重要征兆表现在畅销书书目、吸引每一个人（聪明、敏感和细致的人除外）的电影、购物城，以及人们像旅鼠般飞往知识文化匾乏的“阳光地带”这一行为上。贫民化趋势是布卢姆伯格对美国霍华德·约翰逊化的另一种说法。奥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asses，1930年）里说：“目前的时代特点是思想的平庸。尽管知道它的平庸，仍然任由它无处不在地强加给人们。”正如唐纳德·巴塞尔姆指出的，作为这个进程的结果，生活的酒变成了“给他力”，这种说法是埃兹拉·庞德较早时对自动钢琴正迅速替代萨福的竖琴这一观察的修订版。贫民化趋势是勤于思考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