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