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于是奠定了早期美国外交的思想基础：第一，美国的独立有赖于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利平衡。美国的政策目标应是防止英、法、德、俄中的任何一国在欧洲大陆称霸，也防止欧洲国家在美洲扩张。在这一点上，美国应搞均势外交。第二，均势外交与美国命中注定要充当救世主的信念并不矛盾。

因为，18、19世纪的美国实力不够强大，“拯救世界”的第一步要做到内部巩固。这一时期扩大美国影响的最佳方式不是对外干涉而是做出“榜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是鄙视欧洲的。他们认为，欧洲社会等级森严的君主制封建传统造成专制政治，而美国则是阶级差别小，鼓励民族融合的民主政体。欧洲列强的国际强权政治是国内专制政治的继续，也是不道德、不民主的。美国则无霸权野心，超脱于强权角逐之外。{12} 此外，美国还自诩具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压迫、支持弱小民族的传统。从这点上看，美国政治家又自认为一直在搞道德外交。

在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深远的孤立主义思想，用均势原则（现实主义）和道义原则（理想主义）都能解释。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大规模参与欧洲列强及日本在世界各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政治家却更强调美国外交的道义传统。这时的“命定观”论者不再满足于榜样的力量，而是要求摆脱孤立主义，更咄咄逼人地干涉世界事务了。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威尔逊总统高叫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天生具有完成拯救世界使命的特权。{13}他用“民族自决”、“建立世界新秩序”、“反对秘密外交”等表面上抽象的道义原则，掩盖了所有的利己扩张动机。威尔逊甚至宣称，“权力均衡本身连同结盟一类的手段，都可以休矣。”{14}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总统既是马汉的海上霸权理论的崇拜者，又是威尔逊自由主义色彩的继承者。他善于使利益目标同意识形态相融合，而当这不能协调时，他宁肯暂时牺牲后者。这点在他同斯大林达成雅尔塔协议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同苏联的冷战，使美国永远摆脱了原来意义上的孤立主义。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看来，美国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有利益要保护。不过，美国应如何规范自己的世界利益，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冷战初期，新教神学家尼布尔、国际政治学家摩根索、外交家凯南等人提醒美国人说，美国并不游离于世界霸权角逐之外，同其他国家一样在为本国权益而斗争，不过美国只应依据本国实力去保护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利益。但是，当美国的相对实力处于巅峰状态时，这些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美国万能”意识的驱使之下，不少美国政治家认为完成“救世主神圣使命”的时机已到。

伴随这种使命感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本世纪以来对美国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三个国家——德国、日本和苏联， 在美国人眼里都属于极权主义国家。其中唯有苏联能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直至今天的美国领导人都用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即所谓民主自由与极权主义之争）来解释美苏对抗与竞争，来说明美国坚持的道义原则与国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