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是冷战高潮时期美国外交思想最合适的代表。他有突出的宗教背景和强烈的反共意识，在反共高调的背后，杜勒斯也颇有一些现实考虑。例如，1957年6月，他发表了著名的旧金山反华演说，明确拒绝像承认苏联那样承认新中国，反对开展对华贸易，并声称美国的责任在于加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消逝”。{25}但同年8月，在一次决策集团的内部会议上杜勒斯却说，“必须像对待苏联那样对待共产党中国，这样的时机已经迫近了”，特别应该改变的是对华贸易政策。{26}在处理台湾海峡危机的过程中，他也是言词激烈而行动谨慎。他的鹰派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反映并迎合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上风的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利益。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国内出现要求经济政治变革的趋向，民主党势力增强，自由主义复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减弱，外交政策也做了相应调整。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一批有影响的国际政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了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的建议。{27} 肯尼迪政府和后来的约翰逊政府虽没有明显改变对华政策，但开始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华关系。{28} 特别是在中国研制出核武器以后，美国领导人心目中的“中国威胁”，主要是军事上的而非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

在具体的外交设想中，美国决策者曾企图拉拢苏联打击中国，以保持中苏分裂的持久化。{29} 1964年，国务卿腊斯克声称他认为苏联不愿为促进世界革命而牺牲国家利益，苏联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中国好战，因此美国对中苏采取不同政策。{30} 这说明在美国对中苏两国的政策中，战略利益已开始同意识形态脱离了。同时，在为进行越南战争辩护时，美国决策人也越来越强调战略利益。约翰逊于1968年宣称：“我们卷入南越的中心目标一直是美国的安全。”{31}

值得注意的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从未明确承认美国实力的限度。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声言，美国“准备支付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胜利”。{32}约翰逊自认为既有能力在国内建设“伟大社会”的计划中取得成功，又能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33}不公开承认本国力量有限的国家领导人，是不可能完全贯彻现实主义思想并推行均势外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