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有利于维持均势，而均势是世界和平的前提，这是基辛格钻研外交史得出的主要结论，并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41} 尼克松显然采纳了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在1972年访华期间同周恩来会谈时，尼克松说他关于多极世界的堪萨斯城讲话反映了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尼克松在同年还公开表示这样的看法：“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享有的任何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和平，都处在权力均衡得以维持的时期。而当某国比其潜在竞争对手远为强大时，战争危险就增加了。……我认为，如果我们有更为强大而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日本，每一国都牵制着他国，而不是利用某国对抗他国，从而出现均衡局面，这个世界就会更为安全，更加美好。”{42}

基辛格认为，根据均势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威胁到中国安全时，美国就应该“扶弱抑强，哪怕争斗的双方是共产党国家，我们对他们的国内政策都不赞同也罢。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防止苏联侵略中国”。基辛格曾向周恩来解释了他要求美国人接受的“新鲜主张”，即“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必须在总体上维护全球均势，在具体上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为万一苏联打垮中国的企图得逞，对世界均势的打击绝不会小于苏联征服欧洲的后果。{43} 在这一点上，尼克松也同基辛格的思想完全一致。

在向美国决策人物解释他的对华新政策时，尼克松表示不能听任苏联进攻中国，美国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喜欢中国，而是必须在中苏对立时保护美国的利益。当然，美国也不想因接近中国而过分刺激苏联。不过正像基辛格后来所承认的，当时所谓美国“无意打中国牌”一说，只是对苏联的一种“常规的安抚外交”而已，美国实际上就是想脚踏两只船。{44}在基辛格、黑格等人就结束越南战争进行外交活动时，也像利用中苏矛盾一样，不断寻找中国同越南之间利益的不同点，以提高美国的谈判地位。{45}

过去，美国领导人把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思想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视为敌国或潜在威胁。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意识地修改了外交战略，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确定威胁来源的主要标准。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46}尼克松也曾当面对毛泽东说，美国认为一个自家的“国内政治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政策和对美政策。{47}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上述观点，同一直深深影响着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理想主义原则要求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首先改变国内政策，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然后才谈得上西方同它们的长期合作。{48}尼克松以前的美国政府基本上持这种态度，尼克松本人过去也曾坚持过这种观念。但在担任总统之后他终于从原则上认识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不同的制度，美国不应该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的政府。{49}当然，不能以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观察国际关系时完全不带意识形态框架。例如，基辛格自称“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以他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50}尼克松也持类似的看法。{51}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所推崇的均势外交，要求以各国最高决策者之间的秘密谈判为主要外交活动方式，以这种谈判达成的利益协调、相互妥协、避免冲突为主要结果。{52}尼克松时代的外交具备了这种特点。美国打开通向北京的大门首先需要两国少数人士之间的秘密接触，这固然是当时国际斗争和国内政治的背景所决定的，也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思想作风有关。尼克松喜欢大权独揽，不信任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基辛格一向注重历史和实质问题的研究。作为学者，他鄙视风行于20世纪60年代那种注重程序问题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53}作为外交家，他常常有意识地避开官僚机构（如国务院）的行政干预，也不愿多与新闻界打交道。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对国会影响政府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十分不满，认为国会妨碍了他们充分利用传统的外交手段达到目的。

具体到对华关系上，尼克松、基辛格只允许极少数人参与有关中国问题的决策。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保密工作是可信赖的，而且中国最高领导人受国内政治体制的制约较小，因此比苏联领导人在政策调整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54}要使美国在同中国的谈判中所做出的妥协不致因国内政治压力太大而无法兑现，谈判内容必须向本国的非行政部门和新闻舆论界保密。尼克松说：“毫无疑问，保密是要付出高额代价的，这种代价的形式是政府内部的思想交流，不那么自由和富于创造性。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保密就不会有向中国的开放，不会有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会有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协议。”{55}

尼克松政府（以及后来的福特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相当大的国内政治阻力。尼克松承认，把对华关系重心从台湾转向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和他个人都是“令人痛苦的变化”。在美国，反对尼克松对华新政策的人，尽管各自利益不同，大多数是从传统的理想主义即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异议的。正如尼克松事后回忆的，“11年前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时，美国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56}基辛格在推行他的均势外交时也遭到不少非议，右派指责他对共产党软弱，自由派批评他的外交方式不民主。{57}尼克松和基辛格力排众议，才实现了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英雄造时势”。但是在他们退出政治舞台后不久，理想主义思想就回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