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说

近世佛教，乃就有清一代，及民国以来佛教兴衰言之；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尽力振兴儒教；对于佛教，亦颇提倡。喇嘛教本为元明二代之怀柔藩部政策；其寺院之配置，僧侣之阶级，廪饩之额数，皆有定制。清代所护喇嘛，皆黄衣派；而称本国固有之佛教徒为青衣派。然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于固有之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至光绪年间，士夫竞谈变法；输入西洋哲学，推翻墨守儒说之成见；同时研究佛学之风，亦勃然兴起。民国以来，战乱不息，人心觉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创设佛教会，刊刻经典，各省皆有此机关焉。

第二节 清代之喇嘛教

喇嘛分西藏蒙古二支，已于第十六章述之。清制：喇嘛分驻京喇嘛，及西藏蒙古各部喇嘛，而皆受前藏达赖喇嘛之管辖。喇嘛官秩，达赖、班禅以下，有札萨克、苏拉、德木齐、格斯贵等名。驻京者，设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达喇嘛十七人，副达喇嘛四人，苏拉喇嘛十九人，教习苏拉喇嘛六人，德木齐三十一人，格斯贵五十人；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内务府三旗，及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皆设置喇嘛若干人。此外热河、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处，咸设喇嘛；额缺升转，皆照驻京喇嘛之例。

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喇嘛百有八人。十四年，后寺中，唪经喇嘛，定为四百人。雍正帝在藩邸，即喜研内典；受国师章嘉呼土克图之指导。及即位；兴修此邸，号雍和宫，为京师第一大庙；设王大臣管理之。宫内中正殿，为喇嘛唪经之所；定例：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殿，唪《无量寿经》；以三人在后殿，唪《龙王水经》。

乾隆元年，议准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九百五十九名。后增建福祐寺，食钱粮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四名；皆未得度牒，乃按名补给。其额外所收之徒，遇食粮有缺，方予充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分主前后两藏。乾隆时，理藩院造册：至第六世达赖，所辖寺庙，计有三千一百五十余所；共计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余人；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共计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

第三节 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限制

满洲民族，早崇喇嘛教，与蒙古相似。清初诸帝，对于佛教，颇示尊崇；故保护亦备至。雍正《御选语录》有云：“我朝之初居东土也；风俗淳古，实忠实孝；历代敬礼佛天；而于僧道，并无不问高下，一概尊敬之事；与蒙古习尚迥殊。”是知清代之尊敬佛教，非漫无区别，一概盲从者也。

清代一方尊重佛教；同时于寺观之建置，僧尼之剃度，又严加限制。顺治年间，定僧道官制，京师设僧录司、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设僧纲司；置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曰僧正司；县属曰僧会司；各掌其属释教之事，悉依明制。

对于寺观庵院之建立，所定限制，甚为严厉。《大清律例?户律》中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先年额设。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民间有愿创建寺观者，须呈明督抚具奏；奉旨，方许营建。”

又出家亦悉依明代以来旧制，须由官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大清律例》中亦有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然此项限制，事实上乃因僧道无户籍，可免纳丁税而设；自雍正年间，并丁税于漕粮；僧道之多寡，与税额无何影响；于是度牒之制，遂无形而废弛。

又“民间子弟，户内不满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有罪；应付火居等僧道，不准滥受生徒；其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如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受不止一人者，均照违律论罪。”

此等限制，定例虽严；然其后亦为具文，僧徒随意出家，比比皆是；或穷乏不能自存，则遁入空门；甚至犯罪者，亦借寺庙为藏匿之地；古人所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者，至是寖失其本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