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法相宗法相宗极盛于唐；宋元以后渐衰，其情状无由得知。明代虽有明昱、智旭，颇事研究，著述亦富；然玄奘以后，窥基、慧沼、智周，一脉相传之论疏，窥基之《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枢要》，慧沼之《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之《成唯识论演秘》。经唐武宗焚毁，中土佚失数百年；明昱等未之见也；故明代唯识家之著述虽富，而不免讹舛，自杨文会创设金陵刻经处；此类论疏，均自日本取回，刊行流通；学者始得窥见玄奘本旨。法相宗之得以复兴，亦由于此。

法相宗依据六经（《楞伽》、《阿毗达磨》、《华严》、《密严》、《解深密》、《菩萨藏》）、十一论（《瑜伽师地》、《显扬圣教》、《庄严》、《辨中边》、《五蕴》、《杂集》、《摄大乘》、《百法明门》、《二十唯识》、《成唯识》、《分别瑜伽》），文奥义繁，近代沙门中研究者较少；居士等则以其科条严密，系统分明，切近科学；故研究者较多；最著者为南京之内学院，欧阳渐实主之；专研法相，不涉他宗；于玄奘以来学说，整理疏通，不遗余力；入院研究者甚多。渐著有《唯识抉择谈》、《唯识讲义》行世。北京则有三时学会，韩德清实主之；曾开讲《成唯识论》，听者颇众。德清著有《唯识三十颂略解》、《十义量》等书行世。此近代法相宗重兴之情状也。

第七节

三论宗三论一宗，宏传中土最早；故世谓达摩未来以前，此土通达性宗者，实由三论。迨嘉祥大师出，此宗之盛，遂达于极点；至唐代为玄奘之法相所掩，此宗乃衰；同时禅宗大行，而此般若性空之旨，当然为禅宗所并；于是三论一宗，名存实亡矣。

嘉祥有《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为研究三论者重要典籍；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后，此疏久佚；宋明以来学子，不得见此书者数百年；故三论奥义，亦几无人能晓。自杨文会创金陵刻经处；嘉祥三疏，亦得由日本取回，翻刻印行；由是般若第一义空之旨，得复明于今日。江西黎养正（端甫），于此宗研究颇深；惜早殁，遗著亦散失；近有钱塘张尔田刊行其《八不十门义释》（一卷），可窥见一斑。今之学人，亦有从而研究之者；或者三论一宗，有复兴之望欤。

第八节

密宗密教自唐以后即衰；宋代施护、法贤等，虽曾翻译密部经论；而未见有金刚阿阇黎，开坛传受；故志磐作《佛祖统纪》，即谓“唐末乱离，经疏销毁；今其法盛行于日本，而吾邦所谓瑜伽者，但存法事”云云。可见密教，在唐后即仅存瑜伽焰口，为民间作法事之用；而其宗久亡矣。

自元以后，喇嘛教入中土，极盛一时；及其末流，弊害滋多；明太祖洪武初元，遂敕令禁止传授密教：而于敕封喇嘛羁縻蒙藏之政策，则一依元代遗规；此时之来中国者，皆红教喇嘛也。清兵入关，其部落夙奉黄教喇嘛；卒借其宗教之力，绥定蒙藏，入主中夏；故利用喇嘛教以怀柔藩属，其政策亦因袭元明旧制；而设置喇嘛官属，额定俸给，则更加详备。喇嘛教对于朝廷，则因政策关系，未能宣扬教义，随处设坛传法；对于民间，则因喇嘛皆用西藏言文，不通汉语；传授教法，率皆限于蒙古及满族；汉人之为喇嘛者，其数不多；故喇嘛教之势力，能借朝廷之保护，称盛一时，而于民间之影响颇少。迨至近岁，有白普仁、多格西二喇嘛；道行愿力，为众所服。于是南北信士，发心研究藏文，学习教法者，乃逐渐增多。

有清之末；我国佛教徒，鉴于日本密教流传之盛，颇有重兴此宗愿望。杨文会之弟子，南昌桂念祖，首先赴日本留学，从云照、庆淳诸阿阇黎游，专求此法；不幸学未成而病殁。近年沙门中有显荫、大勇、持松先后赴日本高野山，留学数年，得传法灌顶以归。显荫以勉学过度，回国未久，殁于上海。大勇、持松二师，在长江各省，传授教法；从学者甚多。大勇又以日本密教，由中国惠果阿阇黎，传于弘法大师；而惠果又传自金刚智、善无畏，间接又间接；且在日本流传及千余年，中间不无迁变：而西藏喇嘛教，则由印度莲花生菩萨直接传接；于是决心入藏，先在北平创设藏文书院，招青年比丘，学习藏文。民国十四年，秋，率全院生徒数十人，自四川徒步赴西藏。藏人疑其有政治作用，阻之；遂止于川边之打箭炉。积诚所感，疑团旋释。十六年，春，拟赴拉萨，行至藏边甘孜地方，又为守边之英吏所阻；乃就甘孜札伽寺之大喇嘛，学习密宗，后得传阿阇黎法位。同行徒众，因水土不服，多所丧亡，迄今健存者只十余人。大勇亦以积劳成疾，于十八年八月十日，殁于札伽寺。年仅三十有七。

　　居士中则有广东潮州之王弘愿，曾邀日本权田雷斧，至潮州传授密教；弘愿又亲往日本丰山学习；又有四川之程宅安，亦往日本丰山学习；王程二居士，均得传法灌顶，可以设坛授徒；从学者亦多。是则我国之密教，由沙门居士两方之努力，重兴之机，盖不在远；倘能会通东密、藏密，使之发扬光大；则密教前途，殆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