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罢，走到马道街中间的“宏财馍店”前，看看那又白又大的麦面馍，朝掌柜深深鞠了一躬，把香骨板向前一伸，旋即拉回来，“擂鼓三通”以壮声色后，便振振有词道：

拜罢他，再拜你，看看掌柜的好生意。

走就走，挪就挪，掌柜卖的好蒸馍。

馍又暄，面又硬，买主看看都高兴。

蒸的卷子四方方，一个一个摆桌上。

你的蒸馍圆又圆，能卖五湖四海钱。

光卖蒸馍还不算，余外还带机器面。

面条好，秤公平，买主吃了都传名。

唱的掌柜高了兴，顺手拿钱朝我送……

这店掌柜是个胖老头，腰里围了白腰布，听他唱完了，朝他肩上拍了几下，问：“哪里来的？”他说：“山东。”“好嘴口。”“不敢，儿子是跟着老爹你学的。”那掌柜一笑，从腰布兜里取出一个制钱，外加一个雪白蒸馍递给他，他就又深鞠一躬，退着出了“宏财馍店”。

就这么，见了“顶德理发铺”，他唱“七步走，八步留，一行青丝挂门头。不论公子与王侯，按着头皮水中揉……”见了“同仁药铺”，他唱“同仁号，喷喷香，施礼搭躬拜药王……”见了粮行，他唱“三步高，两步低，迈步来到粮行里。先开粮行汉钟离，后开粮行伍子胥……”走过短短一条马道街，他统共唱了二十余段莲花落，讨要了二十多个制钱、一个蒸馍、两根油条、一碗胡辣汤。几天的饭食有了着落，他刚想坐下把两根油条吃下去，忽然一转身，发现身后竟围了十几个讨饭花子，一个个脏污衣服，蓬头垢面，大的有六十几岁的老头儿，小的是十二三岁的孩娃儿，眼睛都盯着他的手，眼珠仿佛立马就要流出来。那架势，仿佛他偷了他们物件儿，不还时就要下手抢。

看着这帮讨饭花子呆了一会儿，他问道：“谁是‘当家的’？”

老汉问：“你是刚入城？”

他答：“从山东来的老二。”

老汉说：“东京的花子少‘教行’，都是‘单杆儿’讨饭吃。”

他想了想，道：“世上三大帮，有钱的财主为一帮，抢钱的绿林为一帮，乞讨的杆儿为一帮。‘丐儿不成帮，饿死没人扛’。没有教行哪成呀！”说着，把油条分给孩娃和老汉几个“杆儿”，又从叉褡和长袍袖里取出制钱，一人分了一个，把香骨板往叉褡里一丢，将叉褡摔在肩上，朝着铁佛寺扬长去了。

他腿虽趔趄，路却走得极快，随着两只胳膊的摆动，叉褡在他肩上一跳一跳，若不是长袍屁股那儿有一片格外油亮的污渍，你断然不会觉出他是一个单杆儿叫花子。

此人便是我鲁公。

是年我二十九岁，饭已经讨要了十余年，南到武汉，东至徐州，西到洛阳，北过黄河，在“穷教行”当家也很有几年了，叫花子这碗饭已吃得轻车熟路。要不然，莲花落怎么能唱得那么溜口儿。

要讲我活的一辈子，就得从我初入东京说起来。为了能在东京“穷教行”里成为当家的，我从大南门入城后，先在小巷子里讨了三天吃，闲下时就去马道街观景，夜间宿下来，就编那莲花落的曲段儿。在徐州讨了三年饭，我是香骨板丐帮的当家儿，到黄河北时，又作徒儿学了莲花落。如今的东京老翁，你若问起旧时的丐帮儿，没有人不知道我鲁耀的，拿香骨板来唱莲花落，就是从我鲁耀开始的。可惜我弃丐抬扛后，这就绝了后人。

说那一夜，我借宿在马道街南头马市草棚下，那儿有一垛谷草，圆圆盘在贩马交易场的边儿上。四月天气，昼暖夜寒，交易场上旋着没有方向的小夜风，马粪的香味和马道街两边国槐的腥鲜气息，在交易场上兜着圈子。东京城里的灯光，明明灭灭，比徐州、洛阳多了许多，到深夜时，还能不断听几句戏园唤出的包拯腔，又粗又哑，好舒服！我把谷草垛抽出一个洞，钻进去，又用谷草堵了洞口，听着戏文做着梦，肚子圆鼓溜饱，头枕着叉褡，叉褡里还有几枚制钱，睡得痛快差不多就要死过去。那一夜我想：东京人好爽快，我怎的没早点来到东京哩！记不起是我睡着以后戏园歇戏的，还是戏园歇戏了我才睡着的，只记得来日醒时，我推开洞口谷草，日头从东天已跳出好高，斜照在谷垛儿上，把我的眼珠都刺进了脑瓜仁。我揉揉眼，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眼珠再从脑瓜里走出时，一下就看到十几个讨饭花子从谷秆堆里钻出来，扑扑拉拉跪在我面前，齐声叫道：

“师傅！”

我一怔。

这些“单杆儿”都是昨儿得了我制钱的花子。他们不含糊地跪在我前边，眼却瞟着站在一旁的花子老汉儿。那老汉见我怔着，眯眼笑，朝我靠了几步。

“贤侄儿，我们是东京的‘竹筒帮’，竹筒吹得粗，人都听厌了，讨不来饭。我饿着没啥，不能饿着这些小杆儿，你就收下他们，立个穷教行，建个莲花帮，做个当家的吧。”

我想了想。

“你的岁数比我大得多……”

“你的道行深，”老汉说，“我在东京要了五十一年饭，唱莲花落的见多了，可就你贤侄才真真是见啥唱啥，逢啥编啥，不是先编后唱的，你要不当家才是瞧不起我们哩……”

这般的，我入城三天，就立了一个莲花帮，做了当家的。当家的有当家的好处，管着一帮人，逢年过节也必然有礼送来。但当家的要让在行的老少们日日有饭吃，这便是难事。

光绪临末时，我鲁耀改了行当。

丐帮不漂流，是要慢慢绝食的。能耐再大的杆儿，也不能死插在一地不动，哪户人家也不肯终日打发面熟的叫花子。

终于，当“知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