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和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月光还是那样明明朗朗，树影还是那么婆娑起舞。大操场上的军训，有的连走去了，有的连还在做队列，越障碍，口令声短促有力，像锤子样有起有落。一营营部呢，除了两个哨还在那儿执勤外，外边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营长和教导员还在教导员的屋，刚才三连长未婚妻在门口狂唤时，他们是都跑了出来的，可待指导员进屋关门后，营长和教导员也又进屋关门了。通讯员进来给他们倒了水，教导员问说没事吧？通讯员说没一点声音呢。营长就说你再出去听一会儿。

通讯员就从教导员的屋里走出来，提个空的水瓶装着去打水，到营长的屋前站住了。果然呢，营长的屋里没有任何异样儿，只有指导员嘟嘟囔囔的说话声，在外边一句也听不到。而那来自江西老区的姑娘，县委里的青年干部，谁也不知她在屋里干什么，说什么，竟连一丝声息都没有，像那屋里只有指导员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着。

通讯员在离窗户有一米远的地方站一会儿，听一会儿，转身要走时，他又站住了。要走时他忽然听到那女子呜呜的哭声了。这哭声和刚才嘶裂裂的叫声完全不一样，又悲切，又细腻，像一股沿着草地漫流过去的水。听到这哭声，通讯员在那儿愣一会儿，慌忙跑回到教导员的屋子里。接下来，教导员和营长都从屋里走出来，站到营部的过道上，听着那哭声，盯着那从窗里透过的一束光。不知为什么，那哭声先小后大，似乎起初她是趴在桌子上或床上，哭声里有嘴被捂住的嗡嗡的音；后来仿佛她坐直了身子样，那哭就不再顾及什么了，放大悲声了，像痛哭流涕了。

谁都不知道指导员和那姑娘在营长的屋里说了什么话，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营长、教导员，还有不知从哪里出来的副营长、副教导员、营部书记、军医，还有营部通讯班的兵，这时候见营首长站在门外了，也都站在门外朝营长的屋里听着看着了。月亮已经朝东边移过去。夜已经深下来。大操场那儿已经没了一兵一卒。熄灯号不知什么时候都已响过去。在这静夜里，她的哭声有许多人道主义的伤痛感，一哭一颤，把营部官兵和远处的哨兵都弄得不知所措。就是这时候，在她哭声不止时，指导员从那屋里开门出来了。

指导员站在门外朝着远处望。

教导员过来了。

指导员说她怨气小了些，可要连夜走，回江西。

教导员没说话，如接过接力棒样进去了。

大家仍在营部的各个门口朝着那儿望。副营长和副教导员在军医室的门口上，军医和几个兵们站在值班室的门口上。所有的人都是站着的，如胆怯怯地在等着一件事，只有营长把椅子搬了出来了，坐在教导员的屋门口，端着水杯子，每喝一口便抬头望一下，待水杯喝剩下半杯时，通讯员就会及时地给他续上水。灌满水的水瓶就放在他身边的窗台上。那竹壳水瓶上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在月夜里红字呈着暗黑色。

官兵们盯着营长的屋子望，听着那江西女子的哭声悲悲戚戚从那屋里传出来。可是盯着、听着呢，没多久那哭声就没了，像风息浪止了，归了平静了，都以为形势有了好转了，教导员却从那屋里走出来，立在门口朝营长招招手。

营长走过去。

教导员说看你的了，不哭了，可还是要走呢。

营长进屋了。营长进屋和指导员、教导员进屋一模样，先把门关上，把一片寂静留在门外边。可营长进屋没多久，不知他和姑娘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只听到屋里传出几下叮当叮当地响，教导员捕捉那响声，坐到门口的椅子上，一杯水还未及喝干净，营长就又从屋里开门走出来，对着面前大声地说，通知大家，准备送姑娘到火车站去。

所有的人都微微怔一下，便各自回屋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夜已经深到了月亮将落时，秋寒像水样从田野越过围墙和哨兵，把军营变得寒凉而凄清。营院里的泡桐树，有早黄了的枯叶落下来，到了地面时发出木板落地的扑通声。白天还欢叫着的知了，不知为啥这时会从树上掉下来，掉下来就再也飞将不起来，露水把它的翅膀打湿得和擦枪布样油腻而沉重。这时候，江西姑娘，这位年轻的党员女干部，就从营长的屋里出来了。去接她的是营长和教导员，去送她的还是营长和教导员。教导员在前边提着她的行李走，营长在后边提着部队给她准备路上吃的水果、罐头和点心，鼓鼓囊囊装满了一个黄挎包。要说她前后到一营还不足一整天，可这一天的经历比她二十二年经历的痛苦还要多，正常间是恨不得一步就要离开军营的，可她是党员，有觉悟，又善良，提着行李从营长的屋里走出来，竟还很留恋地扭头朝屋里看了看。

营长说，你该住一夜，明天我派车带着你到市里转一转。

她说，算了吧，家里工作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