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第二项,致悼词”时,就都已百分之百地被仪式淹没去了。他们全身心地看着念悼词那个中年人的嘴,看着写着悼词的那两页纸。至于悼词的内容,他们个个听得万分仔细、万分真切,宛若是听人家在念他们自己的悼词。照理,老人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一生的事情,无非是种地、烧饭、吃饭、睡觉、收割,你你我我,都大同小异,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且在写悼词时,又经过村人的反复商议,强调了老人生前如何关心村里建设,比如主动修路、主动看场、主动守护别人庄稼不让牲畜侵食之类的事情。这些悼词是男人们几次讨商过、修改过的,各家男人也都回家吃饭时候,端着饭碗向家人说过了的,且在那喇叭中无啥播放时,也都一遍一遍播过了的。在这些熟悉的重复中,梁弯儿的人出乎意料地认真地听、认真地听哩,认真地想、认真地想呢,仿佛是第一次听这悼词,仿佛是第一次听说老人原来是这么好的一个梁弯儿人。他们默默无语,在日光中黑压压立成一片,除了念悼词的那个粗重、沉痛,并尽量有着节奏的声音,似乎他们连自己的呼吸也都暂时停了。他们,似乎第一次从悼词中发现了老人生前那高贵的品质,被他们自己忽略掉了,直到这时,才被悼词提醒后记忆起来。于是,都深深地感到了对不起老人,不得不慢慢把头低将下去,进行自省沉思。而且有的,还懊悔地抽泣起来,肩膀和脖子在暗哭中一抽一动。接下来,在悼词完了之后,本该紧接着下一项的向老人遗体告别三鞠躬,可这当儿,喇叭却沉默起来,无言无语,像不知道悼词已经念完。这样,所有的人就都又把目光集中到喇叭上去,进入到一种尴尬、焦急的等待里边。
可是,喇叭并不关心村人的心情,它依然悬在半空不言不语。
一个人说:“我见人家的追悼会都不在喇叭上主持,都是一个人站在人前念着主持。”
另一个人说:“这是商量以后定的,为的是让邻村和过路的人都能听到。”
人们就都理解了用喇叭主持的意图,就都在等待中压着自己的焦急。一个不足百口人的零散村落,能用一种近乎国葬的形式盛葬一个老人,这样的举动和行为,当然是应该让邻村和过路人听到、知道,并且让他们明白其中的深意。人们没有埋怨组织者在组织中的一点疏漏,广播是在一个小伙从追悼会现场跑到那间兼做工具室的广播室之后开始播了音的。人们在播音中开始向老人站成三排,进行着内容的最后,即告别仪式的三鞠躬。在躬别的仪式中,村人的每一次躬身,都把腰深深地弯勾下去,直到不能再弯再勾为止,其间呢,没人交头接耳,没有左顾右盼,场面无声无息,那一份庄重,完全和电视上播放的国家领导人逝世之后,人们去向他告别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三躬以后,站在前排的一个老人的近亲轻声说道:
“我们应该鞠六个躬哩。”
问:“为啥。”
说:“如果是行孝礼,我们该向老人磕六个头,做六个揖呢,我们的血缘近哩,没出五服。”
说:“新礼都是三鞠躬,你没有在电视上见过?”
问的人就不再说些啥儿,因为他家没有电视。
追悼会就是这样开始着,进行着,模仿着,严肃着,自觉着。肃穆的气氛在明亮的日光和田野的清新中像蓝天上的一块云样在老槐树下流动着。自不必说,一种古老的习俗被簇新的仪式取代了,这取代的意义与历史上的破旧立新无关,与我们说的观念更新无关,它是梁弯儿人集体想念的一次泄漏,一次表演,一次向世人的演说。披麻戴孝没有了,三跪六揖或三磕九叩也没了。入殓时钉棺的仪式——那齐声悲唤:“某某呀,你往右躲躲,现在在左边钉钉哩!”“某某呀,你往左躲躲,现在右边钉钉哩!”这样含泪的提醒被默默无语取代了。还有,在日升数竿时候,村人抬着棺材出殡时,依往日要在遇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有老人的儿子(无儿子时有最亲近的晚辈男性)摔碎一个新的瓦盆,然后送葬的队伍迅速从那瓦盆碎片上跑步过去,以尽快把死者的魂灵,带离村庄;还有,再遇到路口或人多的地方要停下棺材,由请来的响器班猛吹一阵,如此等等,这一些都被免掉了,都由不断播放的那曲浑沉的哀乐取而代之,仅让棺材在那哀乐中缓缓起动,缓缓离移,朝村外的一处山脉上缓缓靠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过程,都和那种我们熟悉的葬礼一模一样。比如,领导人在他的后事中大都穿的是军装或是制服,而老人仍然是穿的寿衣。比如,在那种我们都经过的场合,我们和遗体告别之后,从殡仪馆出来,就不再关心遗体的去向和处理方法,而梁弯儿人,就不能不关心这些。那时候,大约在九点左右,日光正旺的当儿,这次隆重的葬仪已接近尾声。尾声中,梁弯儿的每个人,绕着老人的遗体走了一遭,在最后看了一眼老人那仍然挂着安详笑意的面容之后,就开始装殓、盖棺、束棺、起驾,开始了在哀乐中一次真正的送行。
关于梁弯儿的这次葬仪,一切都和大伙见过的一样,一切都和在都市我们经历过的悼念和告别一样。到十时左右,日光变得清湿、刺热。村里的鸡呀猪的,猫哟狗哟,都开始往日光下懒卧时候,老人在这全新、盛大的葬仪中被抬出了村落。村人们没有谁见过这种葬仪在和遗体告别之后的形式与内容,他们也知道告别之后,就是去告别的人各自回家,或者走进被招待的餐厅。告别之后,那种尸体火化,对于耙耧山人是不需要的结尾。这段过程,对于梁弯儿来说,完全是一段经验的空白。但是,他们极好地、合情合理地发挥了他们想像的创造力。他们在自己播放的听过又觉陌生的国歌声中,把飘扬在竹竿腰上的红旗卸了下来,让它覆盖在那漆黑的棺材上边,随着哀乐的一曲伴奏,使它和老人一道,离开了灵棚、老槐树和梁弯儿。
披着红旗的黑棺材在村人轻慢、沉痛的移动中,宛若飘移着长形的一蓬红色的火。
到这儿,事情已经完了。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老人家的房子,后来改做村里的广播室时,梁弯儿人没有在那屋里发现有别的异常。桌子是陈木桌子,腿还断着,用一根铁丝捆了。箱子里是一床旧被和老人多少年前的破衣烂衫。粮缸里,是各家都已不再欠缺的蜀黍、小麦和几斤黄豆。唯一有些不同的是,老人家屋里墙上,除了贴有毛主席像和过时的画以外,还有一张几年前乡里的绘图员来考查绘制耙耧山脉区域自然地理图时,绘错扔掉的一张草图,红红绿绿,粗线细线,弯弯绕绕,没有啥儿美观,只是那张纸好,又硬又白,动一动哗哗地响。还有,就是老人的房子做了村里专用的广播室,刚好院里有棵杨树,又细又高,那杨树就兼做了旗杆。自老人被盛葬之后,日日夜夜,那树上就飘着一面红旗。
不知道那旗是不是老人的葬仪上用过的那面红旗。春天里苗旺禾茂,可野草也很昌盛,忙着锄地,梁弯儿人把那红旗升到空中,就再也没人想起降过,你若从耙耧山梁上过时,老远就能瞅见,即便口不干渴,没有啥儿急需事情,也能发现那儿有个村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