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领着孩娃从岳父家里出来了。岳父坐在日光里的一把摇椅上，抽着烟用脚在逗着他家的狗（旧社会地主是不是这样呢），看了看我给他提的几包点心、罐头问：“是九都出的还是咱县生产的？”

我说：“是在九都百货楼上买的哩，出产地是省会郑州呢。”

他从我手里接过那东西，把糕点举到鼻子前如狗一样闻闻说：“不错，味道就是香。”又说，“你把这东西提上去一下寺庙里，去看一下你天民伯，他从镇长的位置上退下不干了，图清静住在庙里守着天天看古书。”

我从我岳父家里出来了。他没有提要培养我当村干部的事，没有提村里一潭死水的形势和革命，甚至没有让我坐一坐，没有让他的外孙红生吃些啥，更没有问一问我在部队的努力和表现，就让我从他家里出来了，就让我和孩娃们到程家寺庙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请客送礼，不是拉拉扯扯，不是绘画绣花。可我不能不去探望程天民，他是老镇长，是程颢这一支人的头和脸，祖上出过进士，爷那辈人是大清秀才，到了他，解放前就做了县民校的校长了。解放那一年，他被政府作为党外知名民主人士吸纳进去做了第一任的县教育局长。据说政府要他荣当县长时，是他自己感到了革命的艰巨和复杂，反退回一步做了本乡的乡长呢。到今儿，从内蒙古的大草原，到海南岛的小渔村；从大西北的戈壁滩，到鱼米之乡的渤海湾，革命都已风起云涌，红旗飘展，号角吹奏，然这时候他又主动从镇长的位置上面退下了，是害怕革命的风浪呢？还是以退为进，狡兔三窟呢？先前（那时候我像蚂蚁一样小），我随母亲到程村赶集时，在街头见了他，母亲拉着我躲到路边去，等他过去了，指着他的后背对我说：“娃儿，那就是乡长呢，长大你要有人家一半学问能当个村干部，娘这辈子就算没有白守寡。”怎么就知道我当不了村干部？怎么就见得我当不了村长、镇长或者县长、地区专员呢？在部队的革命时事教育和传统教育课上，指导员、教导员和团长不是不断说林彪二十几岁就当了师长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你们不就是落日也该是日过平南的斜阳吗？

程庙就在程后街中央的末端上。孩娃红生提着那两盒点心，我提着四瓶罐头，从程中街的二道胡同穿进了程后街。路上见到的人们都是反反复复问着那句话：“爱军，退伍了？”我对所有的人都装模作样笑一笑，点点头，从口袋抠出一支“黄金叶”烟扔过去。再问：“去哪儿？”我就答：“老镇长在庙里等我哪，我去看一看。”又说：“爱军，当村干部了可多关照关照你兄弟。”我说：“你看镇上死气沉沉的模样儿，我能当上村干部？”这时候，只要遇上一个识字的心明眼亮人，他就准会对我说：“只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你就准是青年干部哩！”

我就想，我执政了一定对这人好一些，只要他家政治上没问题，浇地时可以让他家先用水，买化肥时让他家多买几十斤。一定的。一定会这样，也一定只能这样儿。为啥呢？因为我高爱军是一个富有良知的革命者。

这是午饭前，男人们下地大多都没回来，女人们都还在家里烧着饭。走在程后街上，能看见各家烧火的风箱声像老鼠样溜着门缝窜出来，一股股的炊烟把天上的碧蓝罩成了云白色，像是一张充满忧愁的脸（谁的呢）。我扯着孩娃红生的手，他不断地低头去看手里的两盒点心，点心上的油光纸如在胡同中游动的两团火。我知道他渴念吃那点心哩，没人时我就把那点心盒打开，每盒里取出几块又给包上了。孩娃吃着点心时，脸上闪着幸福的光，黄灿灿一嚼一动，那光就掉在程后街的地面上。一街两岸住房的院墙、后墙和山墙，把程后街挤得有些窄，使那街道如一条干渠样。脱落的墙皮一层一层落在墙根下，听着那不间断的墙皮、泥土的落地声，望着孩娃吃点心时那气吞山河的模样儿，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