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时，以治洪水为一大事。洪水之祸，为时之久，已详于前。兹篇所述，专重治水之功，以明吾国有史以来之大势。按吾国遭水患者非一次，以治水著者亦非一人。《论语摘辅象》称伏羲六佐，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是皆治水之官。

《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

按共工氏时，洪水之祸最酷，后土能平九州，当亦专长于治水者。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是修、熙二子，为少皡时治水之官也。

共工治水，专事湮塞，为害孔巨。

《国语·周语》：“昔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湮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后土继之，而其法不传，疑必力反共工之所为。唐虞时，鲧、禹父子相继治水，初亦蹈共工之复辙，始改为疏浚。此可知人事必具有经验，往往有前人已经失败、后人复效其所为者，必一再试之而无功，然后确信失败者之法之不可用，正不独治水一端也。

鲧之治水，曰湮、曰障。

《书·洪范》：“箕子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

《祭法》：“鲧障鸿水而殛死。”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殆惟多筑堤防，以遏水势，故经营九载，而功弗成。

《尧典》：“九载绩用弗成。”

然因治水而得城郭之法，后世且崇祀之。亦不可谓鲧为无微功也。

《祭法》疏称：“鲧障鸿水殛死者，鲧塞水而无功，而被尧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之；若无微功，焉能治水九载。《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

禹伤父功不成，劳身焦思，以求继续先业而竟其志。

《祭法》：“禹能修鲧之功。”

《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吴越春秋》：“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末及成，愁然沈思。”

其法盖先行调查测量。

《皋陶谟》：“禹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

《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郑玄曰：“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望观所当治者，则规其形而度其功焉。”

《史记·夏本纪》：“行山表木（《索隐》：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

按立木为表记，及携准绳规矩，皆为调查测量之事。郑说规其形而度其功，亦即此义。赵君卿《周髀算经注》：“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乃勾股所由生。”此一证也。而后从事于疏凿。

《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

《修务训》：“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

其所治之诸水具详于《禹贡》。史家推论其功，尤以导河为大。

《史记·河渠书》：“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

按河自龙门，至今河间、天津等地，其长殆二千里，皆禹时以人力开凿而成。而中国人造之河流，不自南北运河始也。

专治一河，其工之巨，已至可骇，矧兼九州之山水治之。北至河套，南至川、滇，西至青海，东至山东，其面积至少亦有七八百万方里。鲧治之九年，禹之十三年，合计二十二年，而九州之地尽行平治。以今人作事揆之，断不能如此神速。故西洋历史家，于禹之治水极为怀疑。

《支那太古史》（夏德）引爱多阿尔比优氏之说曰：“黄河自入支那以上，其流程达于五百六十力格；江水自禹所视察之湖广地方之大湖以下，其长约二百五十力格；汉水自发源至与江水合流处，长约百五十力格。合计三河之延长，殆达于一千力格。加以禹所治之他河，当有一千二百至于一千五百力格。夫古代支那之大纪念物，即万里长城，虽以非常之劳作而成，其长亦不过三百力格。然此巨大之建设，实亘非常之岁月。其初秦、赵、燕等诸国，业已陆续建造，至秦始皇帝，不过修缮而增设之耳。且以此等泥土筑造之城，比之绵亘一千二百乃至一千五百力格之大河，修筑堤防、开浚水道之事，犹为容易之业，然其难且如此，则禹之治水，当需多大之劳苦与岁月乎？试以隆河之屡次泛滥为比，隆河之下流，较之黄河、长江之下流，不过四分之一，然治之犹需若干功力。彼禹之修改支那之大河，几与修正微弱之小川之水道无异。则此等具有怪力之禹，殆非人间之人也。”

按治水之难，以人工及经费为首。近世人工皆须以金钱雇之，故兴工必须巨款。吾国古代每有力役，但须召集民人，无须予以金钱。故《书》、《史》但称禹之治水，不闻唐、虞之人议及工艰费巨者，此其能成此等大工之最大原因也。西人但读《禹贡》，不知其时治水者，实合全国人之力，故疑禹为非常之人。若详考他书，则知其治水非徒恃一二人之功。观《史记》、《书经》注疏即可知矣。

《史记·夏本纪》：“禹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士。”

《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

伪《孔传》：“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治洪水，辅成之，一州用三万人功。九州，二十七万庸。”孔颖达疏：“治水之时，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师，通计之，一州用三万人功，总计九州用二十七万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阔狭，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万人者，大都通率为然。惟言用三万人者，不知用功日数多少，治水四年乃毕①，用功盖多矣，不知用几日也。”

按孔氏以周法证夏事，谓一州用三万人。《尚书大传》则曰：“古者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注曰：“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据此，则当时每家出一人，助禹治水，即一州有四十三万二千人。九州之水，所用徒役，都三百八十八万八千人。虽未必同时并作，而经年累月，更番迭起，故能成此巨功也。

禹之治水，不徒治大水也，并田间之畎浍而亦治之。

《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伪《孔传》：“一畎之间，广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间，广二寻，深二仞，曰浍。浚深之至川，亦入海。”

孔子之称禹，不颂其治江河，而独颂其尽力沟洫。

《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盖畎浍沟洫之利，实较江河巨流为大。

《日知录》（顾炎武）：“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陈斌曰：“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之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试观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径，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曰万世之利也。”

使仅有九川距海，而无畎浍距川，则农田水利，仍无由兴，而治川之功，为虚费矣。然此义若再为西人言之，则必更惊禹之神奇，谓禹遍天下之沟洫而一一治之。不知禹之浚九川及浚畎浍，皆身为之倡，而人民相率效之。

《淮南子·要略》：“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臿，以为民先。”

虽其勤苦异于常人，《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

而以大多数之人民之功，悉归于禹，则未知事实之真相耳。

治水之功，除水患，一也；利农业，二也；便交通，三也。观《禹贡》所载各州贡道：

〔冀州〕夹石碣石，入于河。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是各州之路，无不达于河，亦无不达于冀州帝都者。以政治言，则帝都与侯国消息灵通，居中驭外，故能构成一大帝国；以经济言，则九州物产，转输交易，生计自裕。故人民咸遂其生，而有“于变时雍”之美。犹之近世国家，开通铁道，而政治经济，咸呈极大之变化。《禹贡》所称治水之功效谓：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氐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士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洵非虚语也！

①治水年数，或曰十三年、或曰四年，盖以鲧之九年，合禹四年计之为十三年也。孔曰四年乃毕，是以为十三年中，应除鲧之九年也。然《史记》一曰禹抑洪水十三年，再曰居外十三年，皆指禹一身言，不兼计鲧之九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