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科儿：

你今年已经整整十六了，所以，爹娘托人把信写给你，而不写给你二姐。洛阳的医院到底是大医院，你大姐来了九天，病就查清了：是腰脊骨增生。医生说，要把腰脊骨锯开，把多长的骨头用刀刮掉。手术是大手术，还要转院到省会郑州去。爹和娘商量了一天一夜，决定家里日子不过、卖房卖地也要治你大姐的病。你见信后，就去四中把书拿回来，不要再念书了。你没有念书的命。让你二姐领着你去找舅，再找那包工队长借五百块钱后，就跟着包工队长来洛阳拉架子车，到火车站装火车、卸火车，当搬运小工吧！听说搬运工很累，可能挣大钱……

连科儿，见信速办，五天内把钱给爹送来，越快越好。

爹娘于初六吉日

卖棺材后的十天，是我一生学业的最后十天。第十天是星期六，一放学姐就给了我这封信，说是爹从洛阳托人捎回的。说爹还讲，我过了十六就往十七上走，又是男娃儿，该替家里背些负担啦。

照说，我不该感到这信来得很突然。因为姐的病一拖再拖，过去了九年，自然小病也拖成大病，二百五十块钱如何能治了姐的病？可我看了信，却半晌没说话，还是感到信来得太突然。仿佛二姐给我的不是信，而是一张绝命书，其实，也真是我的绝命书——五百块钱，卖棺材也得两口。我不退学去哪弄这五百块？不消说，这次是真的不能读书了。我感到心里很茫然，很零乱。我说二姐，没别的办法了？二姐看着我说，小弟，有一丝法儿爹娘也不忍让你退学呀！至此，二姐的话使我最终明白：我的学生时代到底结束了，我再也不会是一个学生娃儿了。我清楚，等我的不是平坦的路途。我将以我刚过十六周岁的身材，去拉一辆笨重的架子车……捏着那信，我坐院里石桌上。姐说吃饭吧弟。我说不饿。姐坐在我身边，说想开些弟，这就是命。庄稼人就是这个命，好命哪能落到咱们头上呢？我不说话，开始感到了胸里有一团一团闷气。姐说不吃饭你去睡吧弟，睡一觉你就想开了……

那一夜，我独自在床上咬着枕头哭，泪像房檐雨一样流。哭的时候，我啥儿也没想。没想大姐的病，也没想我读书，也没想雯淑……我就想着哭，哭。我哭得好痛快！流泪时，我觉得浑身又轻松、又舒适，就像一个人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走。走呀走，累极了，到实在走不动时就突然坐在了一张椅子上，浑身的各条筋骨关节都瘫软了……

不知我是啥儿时间不哭的，也不知是啥儿时间睡着的。来日醒后，我推开屋门，白光哗一下就扑在我脸上。揉揉眼，看见二姐正在给我洗衣裳，她那瘦小的肩膀起起伏伏，又快捷，又利索，就像一个做了人妻的中年媳妇那样儿。我心里震了一下：姐才十七周岁！想到姐才十七周岁，我就忽然觉得心里隐隐地怕。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能挑担子的男子汉，只是一个能读好书的男娃儿。我盯着二姐大半晌，末了终于张嘴道：

“二姐，我还是想读书……”

二姐迟缓地抬起头：“小弟，认命吧……你要多想想大姐这辈子……挣够了钱你还能接着读，可误了姐，就误了她一辈子。”

我不再说啥。我认了……

粗粗糙糙吃了饭，就和姐一道找了舅，又去找了包工队长。包工队长捏着我的肩膀晃晃我，问我能拉动车子吗？我说能，包工队长就答应几天后到洛阳预支给我家五百块钱。

从舅家回来，已是天黑。邻居三奶说雯淑一天来找我五趟，老见不到面，就呆呆在门口站站走掉了。二姐问我有啥儿事，我说不知道。姐就让我去雯淑家看一下，结果雯淑她爸说雯淑和她妈一道进城了。来天一早，在镇十字路口，也没见到雯淑，我就独自步行去了学校。

我去学校辞学取书。

同学和老师们都出来送我，一大群人。可那人群中没有雯淑。老师们和我告别时说：“去干半年回来接着读，学校还要你。”我向老师们默默点点头。同学们都说：“不读就不读吧！书本里也没啥东西好学，再说迟早咱们农民都是出力种地……”我也向同学们默默地点点头。

夹着书本回家，我没有走公路，而是翻耙耧山踏着土道回去的。将入正夏，山坡下的小麦长势还算不错，碧青碧青，一浪推着一浪。坡上的黄土，在日头下发光，挥发着湿热的土腥气。日头在天上照得很烈。身后的远处，从一条小道上，传来了一声粗犷的牛叫：“哞——”声如三四月突然从远天滚来的旱天雷，把整个天地都震得微微发颤。我回头望去，一条黄牛，正在土道途上被一杆鞭子赶着走来。黄牛每走几步，就要仰头对天“哞哞”叫一声。我站在路边，眼看着黄牛从我身边摇晃过去，踢起的黄土扬在我的脸上，“哞——”叫声响在我的耳里。我站着不动，一直看着黄牛走了很远很远，鞭子化在天空里，黄牛化在黄土里。我一直在那站着不动，夹着我的高中课本和作业，背倚着耙耧山的黄土坡，眼盯着碧绿的庄稼地……

回到家，已经午时。几里路，我走了一晌。

队长在我家坐着。我一进门，他就风火地站起来：“娃子，三叔来给你说一声，你是瑶沟村的社员，上学不上学，你爹当不了家。只要你三叔当队长，你这个高中就非要念到头！”说着，队长掏出一叠儿钱摔在院里石桌上。“先拿着这一百块钱。有二十是上次卖树剩的，有二十是大队照顾的，还有六十是公社照顾的……雯淑她爹真不错，临调走还批给你家一张六十块照顾条。”

队长说完，不等我和二姐觉醒过来，就甩着胳膊走掉了。

一会，队里的牛车轮子钟响了。

不消说，又要开会。

吃过午饭一会工夫，老榆树下就坐满了社员群众。和去年那个群众会一样，近百号人马，散成几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掺杂不齐。孩娃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有的男人，来开会时端着饭碗，吃完了饭，碗就放在身边石头上。午时的日头，正巧在榆树顶上悬着。榆树条儿都面条似的倒挂起来，青白的榆叶，稍微地晒卷了。牛皮虫包儿从树叶、树枝上系下来，在空中荡着秋千。榆树下的阴凉花花叉叉，日光团儿钢钱似的一个挨着一个。队长三叔是咬着一个红薯面馍走进会场的。他站在牛车轮子钟下的石头上，没看来了多少人，也没挨门挨户查人头，把少半个馍塞进嘴里，伸长脖子咽下去，到一个端着饭碗的社员面前，要过碗喝了几口，就又回到钟下的石头上。

“我家的那个大舅子来了，正在家里吃饭。”队长先小声、后大声地说：“大舅子是高中老师，妈的比我吃得还多……笑啥？有他娘啥好笑！大舅子正在家吃饭。他来说咱们瑶沟村的连科在四中学习是前几名。可眼下，都知道连科夹着书本回来了。为啥？穷。她姐有病。供不起他念书。大舅子说连科退学可惜透了。可惜不可惜，大家伙都知道……我昨天又去看了咱们村的那一亩半地，小麦长得喜欢人，黑油油的，一棵靠着一棵，少说一亩地能打八百斤小麦。一亩半就是一千二百斤。一千二百斤呀……就他妈的让一队讹去了。因为啥？因为咱们队里没人物！想想这一层，就不能让连科辞学回来。开会就是这意思——大家说吧，谁家有钱先垫一肩，让他家洛阳那边治着病，家里这边还能读着书……要是说起来咱们一个村供不起一个高中生，走出村谁他娘的脸上也没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