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祖培又低头沉默了一阵，突然抬起头来说：“我准备下山，到共产党那里去！”

“你？”林绩勋和王素芬都大吃一惊。

钟祖培淡淡地说了一句：“60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呢？”

林绩勋和王素芬愣愣地站着，不知说什么好。

好久，钟祖培忽然发出一声略带凄楚的长叹：“唉！那个皇帝老头儿说得真准！”

林绩勋不知道钟祖培说的什么。

这话，只有长侍钟祖培左右的王素芬懂了，那皇帝说的是：“要当官就莫发财，要发财就莫当官，这是本朝规矩！”

钟祖培家财万贯，现今又当上“恭城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既有官又有财，岂不是象征着他的末日到了？！

王素芬伤心地大哭起来，林绩勋虽然跟的时间也不短，但他却没有听过这个带哲理性的小故事。因此，只是一会儿愣愣地看着钟祖培，一会儿愣愣地望望哭得如丧考妣的王素芬。

钟祖培命林绩勋取来笔墨纸砚，当即写了一封信交给王素芬：“你明天就回去，把这封信交给田县长和贺副书记，告诉他们如能保证鄙人生命安全，即可下山一晤！”

王素芬又回到了恭城。她先问女儿：“你爸爸回来，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钟锦雯有些迟疑地说：“这事，我也说不准，我去问田处长吧！”

平乐行署公安处长田春听了钟锦雯的汇报，非常明确地回答道：“这事，前几天领导都说定了，只要你爸爸回来，我们很欢迎，并且保证他的安全。”

钟锦雯顾虑重重地说：“这次暴乱，恭城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我不知道我爸爸到底负有责任没有？”

为慎重起见，田春又去找地委副书记晁福祥、恭城县委书记兼县长田继舫、副书记贺万年说了。几位领导同志都表明了态度：只要钟祖培回来，我们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共产党既然保证生命安全，钟祖培便决定下山了。那一夜，他在香竹坪辗转难眠，半夜里，天上有“嗡嗡”的响声，他披衣推门而出，仰望夜空，驻足良久……

钟祖培回信，决定下山，时间是次日下午两点钟，接头地点是恭城县东北面茶垒村的山间小道。晁福祥、田继舫、田春和贺万年商量后，决定派一名解放军教导员带一个排的士兵到接头地点去接钟祖培。

通往茶垒村的山间小道旁。一个排除了警戒哨兵外，其余全隐蔽在草丛中。教导员带两名战士，在山道上慢慢地走着。约定的时间早已过去了，仍不见钟祖培的影子。山间已经昏暗下来。教导员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经快5点了，他正在考虑是撤回去还是继续等下去。

“教导员，你看，有人来了！”身旁的一名战士指着前边说。

教导员一看，来的是一个瘦瘦的、个子矮小、身穿普通衣服的老农民。教导员摇了摇头，因为他要接的是一个曾任桂系军队中将副军长、在恭城地方上有显赫地位的人物，和眼前这个老头是无论如何也画不上等号的。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来人走到面前问道。

“我们？”教导员从上到下打量了老农一眼，发现他的那双眼睛闪着一种既威严又谦和的神气，和一般老农的眼神极不相同，便说道：“在等一位姓钟的先生。”

“我就是你们要等的钟祖培。”老农谦和地笑道。

“啊！”教导员略带惊诧地说，“钟先生，欢迎您！”

教导员将钟祖培接回县政府，当晚，地委晁副书记，县委田书记、贺副书记、行署田处长请钟祖培吃饭。饭后他们和钟祖培打了几圈麻将，然后请他去看部队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钟祖培、王素芬、钟锦雯心情也还轻松，看完节目回来，田处长说，为了保障钟祖培的安全，今晚就请他一个人留在县政府休息，不要外出了。王素芬、钟锦雯心里一沉，好一会才问：“为什么不能出去住？”

田春说：“现在外面还乱，我们要对钟先生的安全负责……我们不会明人做暗事，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请你们放心吧！”

钟祖培笑了笑说：“噢，是这么回事，也好，我就不走了！”

第二天，晁副书记、田书记等领导和钟祖培一起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招抚委员会，请钟祖培当主任，县长田继舫当副主任。钟祖培谦让了一番，也就答应了，他提出请原县保安团团长常秉理也进招抚委员会，以便更具号召力。

钟祖培又一次当官了，这回是当共产党的官。他确实为共产党做了招抚工作；藏匿在深山中的“反共救国军”有不少下山自新投诚，其中有林绩勋、余伟年、田民丰等首要人物。

可是不久，广西省里来了一个电报，打到一四五师四三四团：立即将匪首钟祖培押解桂林处理。县里领导看了此电报，知道钟祖培此去凶多吉少，虽有意见，也只得照此办理。

1951年2月27日，也就是恭城暴乱一周年的日子，钟祖培与他的秘书林绩勋在桂林被枪毙了。

钟祖培生前有官有财，死后却无棺材。

39年后，当年的田处长怀着惋惜的心情说，对钟祖培可以不杀，因为：一是钟祖培是经过规劝后，自己回来投诚的，不是我们抓到的；二是回来后让他当招抚委员会主任，确实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三是我们曾对钟祖培许下诺言，只要他回来，可以保证他人身安全。人已枪毙了，怎么办？……

历史是无法兑现任何诺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