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是中国电影文化很特别的组成部份。香港面积不大，却是华文电影重要的制作中心；地处边陲，却与内陆产生微妙互动，在百年复杂、曲折的历史中，香港电影无论在制作人、题材、艺术表现，以至人物形象等等，一方面与内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亦能衍生自己的特色。

早于20世纪20年代初，香港电影先驱黎民伟 (1893-1953)就北进上海，开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投入到当时沸沸扬扬，正待发展的中国电影事业，后更与罗明佑 (1900-1967) 等创办“联华影片公司”，启发民智，促进中国电影走进第一个黄金期。20世纪30年代初，因薛觉先 (1904-1956)主演的粤剧《白金龙》大卖，在上海演出时，“天一”公司以原班人马，将其摄制成有声电影，非常轰动，直接促使邵氏兄弟确立来港建立“天一”的分公司，主力生产粤语片。战后，邵氏影片公司影响香港电影文化很大，其渊源是在20世纪30年代。

1990年第1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以《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为专题研究，探讨了中港电影渊源。四、五十年代南来影人对香港影响，20世纪80年代香港新电影的中国脉络，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大陆人形象等题目。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加上“1997”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和香港有愈来愈多互动，不单在资本和市场上融合拓展，更促成两岸三地演员、幕后创作制作人互相交流。

本文尝试就几个不同的文化现象，浅谈几个内地与香港互动有关课题，并带

出香港电影的文化特殊性，以及第三个时期中国电影的概念。

中国电影三个时期

按照电影美学家林年同 (1944-1990)的说法，中国电影史以文化、美学的大格局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的产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早期中国电影；1949年至1979年为第二个时期；1979年之后为第三个时期。

早期中国电影，大陆、台湾、香港虽然地域不同，但是所建基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是相同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局面，首先中国政治文化分流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造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方面国民党退守台湾岛，继续以“三民主义”、“反攻大陆”等为口号，施行党国式军管；再一方面，香港和澳门则分别仍然由英国和葡萄牙统治，在殖民地处境中。

这个时期，不同地区的中国电影都有所发展，亦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产生杰出的人才和优秀影片。

1949年之后，大陆很快就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早期中国电影的传统，发展下来，影片内容或塑造中国现代革命历程，或歌颂共产党、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由处处强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灌输所取代。相反，以文化生产状况来看，香港电影基本遵循市场规律，因而处处随俗，但凡能吸引观众的都可生存，于是，在大众趣味上有很好的积累，并不断能拓展题材、开掘类型、探索电影语言。

香港电影的文化特殊性

20世纪50年代，香港无论国、粤语电影都非常蓬勃，不过，除了市场运作之外，香港电影亦有其文化运作的。例如，在社会写实美学上，20世纪50年代粤语电影《父母心》(秦剑)、《危楼春晓》(李铁)等就达到很高的成就。

在那个年代，香港可说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郑树森以其左中右共容，而以“中立”名之，李欧凡则以其地理位置、历史心理的与中原对位而以“边缘性”述之。

当时的香港电影，比大陆与台湾更特殊的有最少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延续。证之于当时的影片，确实如是。例如“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创立，把巴金 (1904-2005)的“激流三部曲”搬上银幕，短短一年多拍了《家》(1953，吴回)、《春》(1953，李晨风)、《秋》(1954，秦剑)。

“激流三部曲”得到空前成功，叫好叫座，《秋》更是当年卖座冠军。此外，《爱情三部曲》、《寒夜》、《火》、《憩园》等都被粤语文艺片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改编为电影，左翼国语电影界，亦先后推出《鸣凤》(1957，程步高)，以及由夏衍编剧的《故园春梦》(1964，朱石麟)。至于曹禺作品，他早期最成熟的四部经典中，《雷雨》 (1934)、《日出》 (1936)、《原野》 (1937)，在20世纪50年代就先后被朱石麟、 胡小峰、王引、吴回、李晨风等改编为国、粤语片了，最成熟的《北京人》(1941)，亦由李晨风于1963公映，以《金玉满堂》为片名。当时，两岸都没有这种现象。

此外，它在通俗文化上承载了许多中国文化因素。例如武侠片和功夫片的拍摄，除了有市场价值之外，更有文化价值；粤剧电影，除了保留了传统表演艺术，更在美学上有所提升，李铁 (1913-1997)《紫叙记》 (1959)、《蝶影红梨记》(1959)的镜头运用，气韵生动，人物情感与镜头布局混融，放在同年代的世界优秀电影当中亦不会失色。

香港电影 华语电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海峡两岸三地各自有新的冲击：大陆政治解冻几年后，于1979年改革开放，香港本土文化明确地形成，而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开始走向解严 (1987)。事实上，1979年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开始拍电影，台湾则有新电影的崛起。

林年同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是第三个时期中国电影的开始。不过，从现象看，三地新电影各具本土感性，是对各分流的中国文化空间前一历史阶段的反拨，各自有其精彩，所以，从历史辩证法去看，也许可说是20世纪80年代是第二时期中国电影的高峰。

我认为1989年之后中国电影才进入第三个时期，三地中国人联系在一起了，重大的事件唤醒“中华”的感觉与意识。因此1989年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两岸三地在电影文化上的合作，譬如张艺谋与张艾嘉合作的一部电影《梦醒时分》 (1992，林俊贤)，讲述香港出生，北京长大的马莉从北京申请来港后的故事，由巩俐和钟镇涛出演。

那个时期产生很有内地与港台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影片，到《卧虎藏龙》(2000，李安)，则开始有美学上的合作，尝试探索更多中国传统美学元素。因此，1989年之后产生一种民族上的、文化上的融合。

那么，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拍出更多文化上属于中华美学的Chinese Film呢？如果能够拍出、并让全世界都能够欣赏到“中国性”，而不是因为异国情调，或者为了打入中国市场的缘故来关注带有中国文化素材的中国电影。从这个角度讲，第三个时期能够起到连接政治、经济、美学、生产模式以及市场等诸多配套因素来推动中国电影的时期。这也是《投名状》、《英雄》等电影应运而生的原因。这种现象除了迎合市场的需要，还有美学上的需求，朦朦胧胧之间，电影人希望得到最广大华人的认同。当然，中国大陆的电影美学感受与香港、台湾的电影美学也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未来还有很多美学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香港电影在中国电影之江河中或许会随波逐流，但也许能在华语电影的海洋中扬帆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