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翠平在聚会的后半段突然高兴起来，与老太太有说有笑的，她的宝坻口音与老太太的安徽口音相映成趣，却让余则成看着担心，因为，他猜不透翠平这份高兴的缘由。

内战在即，所以聚会散得很早，众人纷纷告辞。翠平搀着老太太的手臂落在后边往外送客，余则成也跟在她身后唯恐她出错。突然，他发现翠平乘着众人不注意，朝他使了个得意的眼色，并提起旗袍的开衩处向他一抖，而他一见之下，立时便被惊得险些坐到地上。他看到，在翠平的旗袍下，美国玻璃丝袜子里面，插着一份文件，字面朝外，正是那份《国军在华北及东北地区作战计划书》。他立刻抬头向门外望去，发现早已告辞的老马还留在院中，身后散落着他的七八个手下，不住地拿眼盯着走出来的客人。此时聚在门边等候与主人告辞的客人已经不多了，无奈之下，余则成从老太太身边抢过翠平说：“你不是要上厕所吗？”然后拉起她便跑上二楼。

站长的书房也在二楼，翠平一定是中了老马的奸计了。虽然老马并不一定知道翠平的真实身份，但圈套他是一定要下的，“有枣没枣打三竿子”，这是军统局常见的工作方法。

翠平却一边跑一边问：“走出去就安全了，你干啥要回来？”余则成只好吓唬她说你偷文件的事已经被发现了，他们正在门外等着抓她。跑进书房，他问：“你在哪儿拿的？”翠平一指书桌上已被打开的公文包，那是站长的公文包。他迅速从翠平衣下拉出那份文件，又放在书桌上用十根手指弹琴一般按了个遍，好用他的指纹盖住翠平的指纹。当他刚刚将文件塞进公文包时，门外便响起了脚步声。翠平这时黑眼睛一闪，咬紧嘴唇，一下子扑到他的怀中，用头像一只小动物一般在他的胸前拱来拱去。但余则成知道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便猛地将翠平的旗袍撩到腰际，然后将她抱到书桌上，一只手搬起她的一条腿，另一只手迅速将站长的公文包锁好。同时他也留意到，翠平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和耳际。

冲进来的是老马和他的一班手下，见此情形立刻愣在门口，笑道：“小余，想不到你这个老实人也会干这调调儿！”

为了翠平的这次无组织无纪律的冒险行为，余则成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在向站长告辞时故作随意地提起要请一天假，说是家中来信，老岳母身体不好，需要女儿回去伺候，明天他想出城把太太送回去。他这是在冒违抗组织命令的风险，因为，翠平毕竟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他没有权力将她调离工作岗位。

站长听了他这话，当即将翠平留给他太太，把余则成拉到一边严肃地说：“我好不容易给我太太找了这么一个玩伴儿，而且她们两个也很投缘，你不能带她走。”余则成说：“家中长辈有话来，不能不听。”站长说：“长辈有病可以花钱治嘛，多给他们些钱就是了，你若是把我干女儿带走了，我太太没人陪，还不得照旧每天缠住我不放。”

原来站长并非真心喜欢翠平的鲁莽，而是他正在给太太物色一个能绊住她的女友，却恰好被翠平撞上了。于是，余则成为了避免翠平再犯错误的意图便被站长的私心给无形地化解了。为此，余则成在心底有一点可怜这个大特务头子的不幸，他娶了那么多房太太，却又要做出道德君子的样子，真的很难。

通过事后的争吵余则成发现，翠平的鲁莽与大胆绝不是批评教育可以解决的，而他又无法将她送走。只是，把这样一个女游击队员长期放在身边，还得带着她参加特务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当真是危险得很。无奈之下，他通过联络点给组织上写了份申请，请求组织批准让翠平在他的指挥下，不要参与任何有危险的工作。

组织上很快回信同意了，他便将这个决定传达给了翠平。翠平说：“你说话不算话，前几天还说要给我任务，结果却在背后捣鬼，想要把我关在家里或者支走。”余则成说：“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成了。”翠平说：“我拔脚就能走。”余则成说：“你若是丢下站长太太一走了之，便是对革命工作的不负责任……”很快，他们的讨论便又演变成一场惯常的争吵。

他们的这场争吵是在卧室中发生的，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地上，翠平一生气居然点起了烟袋，浓烟把卧室熏得像座庙。余则成张了几次嘴，却又把禁止吸烟的话咽了下去。与革命工作有关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与个人相关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他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让他们的协作关系进一步恶化。

倒是翠平猛然醒悟过来，拎着烟袋光着脚跑到了阳台上。余则成也跟着她来到阳台，本打算劝解她几句，缓和一下气氛，不想他却突然发现，在街对面停着一辆小汽车，里边有两支香烟的火头在一闪一闪。他又向街的两边望去，果然发现远处还停着一辆汽车，但里边的人看不清楚。这是军统局典型的监视方法。于是，他伸出双臂，从后边搂住翠平，口中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在她耳边低声道：“你也笑。”

翠平显然很紧张，笑声一点也不好听。他又将翠平的身子转过来，一手搂住她的腰，另一只手搂住她的头，将嘴唇贴在她的嘴角边上，做出热吻的样子。翠平口中没有喷净的烟气，熏得他泪流满面。

他又看了一眼街对面，“现在知道什么是危险了吧！”他悄悄地说。“知道了。”翠平仅止点首而已。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能听从我的安排。”翠平把头摇得很坚决：“不行！”“为什么？”翠平这才小声说她必须有正经的革命工作才行。他说：“你这是不服从领导。”翠平说：“领导也得听取群众意见。”他说：“非常时期得有非常措施。”翠平说：“放弃革命不行。”他说：“你做工作的方法不适合现在的环境。”翠平说：“你可以教我怎么做但不能不做。”他说：“我交给你的任务就是陪好站长太太。”翠平说：“那个老妖婆让我恶心。”他说：“你要跟站长太太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翠平说：“打死我也不学当妖怪。”……

这一场争吵，直到翠平猛然甩手离开他才结束。她最后丢下一句狠话：“我看你身上根本就没有革命战士的胆量。”

翠平回房间去了，余则成却不能追上去继续这场争论，因为他不得不在阳台上打完一套太极拳，以表演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安闲，给楼下的特务看。他知道，楼下这些人是老马布置的，为了除掉他这个竞争者，老马甚至可能会把他“诬陷”成共产党。

用余则成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这场发生在革命团体内部的争论，是以翠平的部分胜利而告终的。第二天，他不得不又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翠平参与一项危险性不大的工作。如此朝三暮四，出尔反尔，让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党组织，给领导添麻烦了。

他让翠平参与的所谓革命工作，是替他向组织上缴纳他的党费。

他在军统局所做的是那种让人无法清廉的工作，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想方设法地给他送钱，目的并不一定是要他帮什么忙，而多半是希望他装一些糊涂，哪怕是少看他们一眼也行。到了天津站之后，他手中已经积存了一大堆十两的金条，但是，由于和党组织的同志见不上面，他一直也无法上交。现在这一堆金条倒是给了他一个替翠平安排革命工作的理由。

他对翠平说：“我已经与组织上联系好了，你每天陪着站长太太出去玩，组织上会派交通员与你联络，告诉你交接金条的方法。”翠平横了他一眼，说：“原来不是送情报。”他只好说这是组织安排的，是极为重要的革命工作。翠平问：“如果我做得顺利，是不是就可以送情报了？”他说：“假如组织上同意，我们再商量。”翠平说：“我不喜欢摸钱，更恨有钱人。”他便说：“你现在就是有钱人，而且必须得让所有人都明白你是个有钱人，这样你才会安全。”翠平啐了一声“狗屎”，但还是同意了。

这样以来，他们“夫妻”便分别担任起不同的工作，既互不干扰，也互不了解。余则成认为，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对革命工作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