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馆休息厅碰见哈瓦德。我一直想弄清楚他是哪国人。这有点儿让他恼火。我，没有国，只有家--撒哈拉沙漠。他妈的，我的沙漠被四个国家给瓜分了。他许愿，有一天他要避开四国的警察，带我到撒哈拉沙漠去。相信我，他拍拍他那干瘦的胸膛。记得十年前他也这么说过。

"撒哈拉人"从一个带纹节的皮口袋里掏出钢笔，边画、边用复杂的手势和几个英文单词描绘他的种族。他们柏柏尔族人（Berber）是回教分支，过着游牧生活，总是被战乱驱赶，所以没有祖国。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他拍拍我的肩膀，你，我，都是东方人。我瞅了他一眼，有些纳闷。甭管怎么说，人家有自己的文字，他的诗就是用这文字写的。他写给我看，果然有点儿像汉字。我开始相信我和这个疯狂的卷发黑人有某种血缘关系了。

下午五点半，我们在旅馆大厅集合，乘车来到那塔尔（Natal）大学的剧场。

在剧场休息厅宽敞的露台上，"撒哈拉人"坐下，伸出长臂，口中念念有词。我问担任翻译的法国姑娘玛德（Maud）他在召唤那路神灵。玛德耸耸肩：他用的不是法语。和十年前相比，"撒哈拉人"明显衰老了，大概沙漠之神受不了法国的温文尔雅，已弃他而去。以前他从来不歇着，呼风唤雨，精力无限。

牙买加的罗娜大叫我的名字，然后咧嘴一笑，并没什么要说的。看来她缓过劲来，连我的名字都让她愉快。

钟声响了，剧场座无虚席。一群黑人小伙子呼啸而上，拍着脚背跳舞，这是非洲人好客的表示。在急骤的节奏声中，第二届非洲诗歌节开始了。

二

诗人们很快就分成不同的小集团。每天出门上车，可以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分化组合，多半以语言为界。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红色丰田越野吉普，加上法语翻译玛德开的白色小车。英语集团包括"白求恩"两口子、荷兰的"黑手党"、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Ingrid），还有我。我们这辆车总是塞得满满的，罗马尼亚的阿娜和印尼的阮锥（Rendra）夫妇也时不时地挤进来。法语集团只有三个，法国诗人伯纳德（Bernard）和住在巴黎的摩洛哥诗人兼小说家塔哈（Tahar），加上在法语中游牧的"撒哈拉人"，窝在那辆小车里。这多少反映了在语言霸权的争夺中法语的尴尬地位。

我理解法国人的骄傲。在他们眼里，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他们拒绝讲别的语言，特别是英语。在家还行，出门可就傻眼了。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为什么跟法国人过不去。恐怕这事儿还怨不得谁，风水轮流转，说不定有一天全世界还都得讲中文呢。

我跟摩洛哥的塔哈，九?年在旧金山的国际作家会议上见过。诗歌节开幕的那天晚上，我试着跟他聊聊。他吞吞吐吐，他太太冷冰冰地戳在一边。我端着酒杯，进退两难，干脆用我唯一记住的法语说 "早安"，转身走了。

轮到开会发言，可就没别人插话的份儿喽。法语集团个个口若悬河，而且特别富于哲理。在一个人权讨论会上，塔哈赋予个人主义最新的含义，"撒哈拉人"呼吁用无政府主义来对抗美国文化入侵。坐在听众席的伯纳德冲到台上，发表一个长长的关于自由的声明，用的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策略：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所消解，就像某种掩盖足迹的动物，到末了你肯定忘了他的出发点。我私下叫他"哲学家"。只见他脸色苍白，激动的手直抖。我这才明白，法国出哲学家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咖啡馆的雄辩，加葡萄酒中的形而上。

讨论会的最后五分钟给我。我厌倦了人权的空话，对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撒哈拉人"表示赞同。散了会，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再次保证有一天带我回沙漠。我也答应跟他一起回老家--西北戈壁滩看看。

我设法避开"黑手党"，但没辙，我们被绑在同一集团，虽然英文都不是我们母语。

除了晚上朗诵，我们白天还得到中学去。接连两天，我去的都是私立女校。那里讲究得有点儿过分，带英国贵族味道。女学生像一群穿制服的天使，吹长笛拨竖琴唱圣歌。其中有不少黑人和印度人。在南非，种族问题已退居二线：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几百年殖民统治的故事突然有了个过于简单的结尾。当老师吩咐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工友搬幻灯机时，我注意到他目光中的惶惑，几百年的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