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高官的阎立本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命伏在池边画鸳鸯，感到十分羞耻。告诫子孙勿学绘事。

各国宫廷或议会大厦里，总张挂着皇亲国戚及历届首相们的油画肖像，仿佛是博物馆的画廊，也许有人会欣赏这些肖像艺术，其实这些画只是起了彩色照相的功能，画师虽竭力美化帝王将相们的风度，但在真正艺术家的眼里，全不重视这些作品。仅仅由于画了当政者的像就吹捧作者，必然引起后代或当代美术界的反感。但，如作品真是具有出色的艺术性，情况就不同，西班牙的戈雅不摇尾乞怜，笔下不留情面，偏偏刻画了帝后们凶狠的内在本质，虽冒犯了皇上，却留下了千古绝唱的杰作，帝皇也因画而流传了。这令人想起凌烟阁功臣像，将功臣们的画像陈列起来让后人瞻仰.属承前启后的兴邦之举。今天这些画像全消失了，画家亦已失传，幸画帝王之像的杰出画家阎立本兄弟及作品尚流传至今，成为美术史的瑰宝。不过当了高官的阎立本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命伏在池边画鸳鸯，感到十分羞耻。告诫子孙勿学绘事。照相机发明后，记录人像的需要与美术的审美功能有了分工。有利于美术的独立发展，有利于发扬人类的审美情致，展拓文化领域。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中国古训重视为民造福的良相，退一步，也应作为民除疾的良医。万世瞻仰的名相毕竟不多，古今世界的政治人物中，倒不少奸诈的政客，一味谋私，着力与权势之争，为人民所唾弃。真正的政治家是伟大的，永保赤子之心；为国为民，献智慧，鞠躬尽瘁。中外历史上大部分首脑们政绩平平，那些宫闱里悬有肖像的帝王将相们大都已为人们忘怀。安徒生不是首相，议会里当然没有他的肖像，他的肖像出现在酒店里、商店里，出现在全世界，全世界都有卖火柴的女孩。到哥本哈根的人们并不想去看议会大厅里的历代首脑们的肖像，而大都愿渡海去寻安徒生那几间简陋的小屋。其实旧居有什么可看呢，一样的平民或贫民生活，从曹雪芹、鲁迅、雨果、都德、莎士比亚、米勒、梵高等人的故居中、绝不见预示将出现伟人的圣光，圣光也许是有的，就是民间甘苦。一位同行的友人看了安徒生故居后说，他早年学英文时，有两篇文选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卖火柴的女孩》舆（最后一课》。显然，国家贫穷又不断遭侵略，便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心理结构的基本因素。安徒生故居高悬着国旗，这是丹麦人的骄傲，如果遥远国度里有孩子说不清丹麦的位置，只需启示他：就在安徒生家里。

西方在绘画中联系到诗，则始自法国十九世纪大诗人波特莱尔。

在日程十分紧凑的访问中，我仍挤时间参观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及比利时的艺术博物馆。这些环境优美，人口稀少，工业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美术馆的规模舆气派欲与英、美、法、意等国媲美。他们也展出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及西欧的现代艺术，虽也有少数杰出之作，但总的看来，基本是属于二、三流的作品。从其陈列布置看，主要是突出了本国的作品，这一观点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正如日本的县立美术馆，必然突出其本县作者的作品。人们不断在谈欧共体，参加不参加或能不能参加欧共体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从艺术角度看，欧洲国家，无论是东欧、西欧，南欧、北欧，无论是大国小国，无一例外地统统受控于欧共体。如果政治上应求同存异，艺术上则力争求异存同；欧洲各国的艺术家都想冲出欧共体吧，确乎不容易。看北欧诸国的艺术发展，从古代到现代，那发展的轨迹也就是西欧艺术发展的轨迹，或者几乎是平行的。有些作品显然是模仿之作，但仍被珍贵地陈列着，作者有灵，当感怀于九泉，愿祖国从他们这些垫脚石的躯体上长出独特的新苗来。挪威的蒙克是国际知名的大画家，国家予以高度重视，国家画廊为他开了三个专厅，并另有个人博物馆，他的一件名作《呼喊》被盗，终于破了案，原作又回到了馆内，这曾成为国际新闻。我去参观时，遇上电视台正在摄制蒙克展厅的资料，挪威观众那种对作品尊敬虔诚的神情，使人感到似乎是置身教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