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仔细梳理过自己的想法，他自认为自己并未有一丝封建农民的意识，非要给子孙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田产屋舍才能闭眼。他现在在各地住的几处房子，和公司的其他财产一样，都没有办理过向个人过户的手续，在职时可住，退休时要交。他也从未给过儿子的乐队一分钱的帮助，——除了痛恨这个抢走了他儿子的乐队之外，他在观念上也不主张儿子在事业方面不劳而获，坐享父母的荫泽，因为那样对他的成长反而不利。他现在想方设法避免使公司回到国有体制上去，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公司里那几个多年跟着他风雨同舟的弟兄。他不能让大家脱下干部装赤条条地下了海，闯过惊涛骇浪之后又赤条条地上岸穿回那身旧衣服，那样的话又何必死去活来地滚这一身水呢。

在他这次回北京以前，他在吉海特意把市委书记梅启良和他的夫人，一起约出来吃了一顿饭。他和梅启良一家人都很熟，席间可以用闲话闲说的方式，从他今后的发展战略谈起，慢慢把话题绕到长天集团关系挂靠的问题上来。梅启良是吉海市的老人，吴长天从环卫局辞职下海的时候，他是市工交党委的宣传部长，和吴长天的年龄、级别，都差不多。对吴长天下海办厂以及后来长天企业在开发区财政局挂靠的大致过程，都还清楚。这些年，长天集团在吉海是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吴长天又与梅启良个人的私交不错，所以梅启良对长天集团在吉海的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那天在餐桌上谈到长天集团的归属，梅启良倒是非常开明的态度。

“首先要听你的意见，”他对吴长天说：“长天集团是你一手搞起来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它，你最有发言权。”

梅启良的诚恳和通达，对吴长天的内心起到了一点撩拨的作用。又仗着喝了几杯热酒，一向谨慎的吴长天不知怎么竟把一句还不到火候的话冲口而出：“梅书记你最清楚，长天集团是我一点一滴弄出来的，挂在财政局是当时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怎么假戏真做就成了国有资产了呢，公司的账上可是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