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0.“我们村里最好的雪地机动车…

记者与真相 作者:(美)罗伊·J·小哈里斯


稿子有了,本来计划在11月开始发表,11月已是采访开始约7个月之后。“这时我们再考虑,觉得还没有做好,”韦弗回忆说。他在这段时间里已是全面负总责的主编,而常务主编则是帕特·多尔蒂。稿子是很重要,但他们觉得一定要付出最大努力后再发表。再说,12月总会碰上圣诞节,因此他们决定到1988年1月末才开始刊登,以赢得应有的重视。

这些采编人员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规矩,其中的一条就是在最后的报道中不许用匿名。在最初普查时曾用过匿名,“但我们知道这次报道中,匿名行不通。人们需要知道这说的是谁那说的是谁,姓什么名叫什么,是哪个地方的人,”韦弗说,“有一些当地人讲了他们的问题,谈了他们的经历,毫不遮遮掩掩,勇气可嘉。”

这一报道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连续报道的顺序安排。“例如,我们了解到有一个村庄问题最严重,一共就那么几百个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有十来个年轻人自杀。我们把它叫做爱斯基摩人的末日决斗场。”这个小村庄叫阿拉卡努克,记者希拉·图米为了深入采访而在那里住了3个星期。后来,她在自己第一篇报道中写道:

在这个550人的村子,死者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大家认识的:路易·埃蒙德,22岁;梅尔文·托尼,23岁;斯蒂芬·卡默罗卡,19岁;杰里·奥格莱因,21岁;卡伦·乔治,17岁;本杰明·埃蒙德,21岁;蒂莫西·斯塔尼斯劳斯,25岁;阿尔伯特·哈里,29岁。

“我从来没有遭过这么大的罪啊,”艾德琳·埃蒙德,就是路易的妈妈,泪流满面地说。她接连痛失了两个儿子。“我身心全毁了……我从来没有对着上帝发过疯,现在我却是疯了。”

阿拉卡努克村是已发生了多起非正常死亡。是的。太多了。有死于暴力的,也有死于莽撞的;有的死在陆地上,有的死在河里。多数死者都是醉醺醺死去的。

系列报道中谈到一些人是希望破灭和悲观失望,但也有的人怀有崇高气节。《纽约时报》在“9·11”事件后曾想过要设计“悲恸群像”来展现那些逝者的生平,而《安克雷奇每日新闻》此时则是用整版整版的篇幅来报道阿拉斯加近年来未曾引起过报界注意的那些土著人由生至死的情况。这些人的尸体也许是躺在一条小巷内,也许是遗落于遥远的村落。正像2001年发生于纽约的情形一样,此时安克雷奇这家报馆的编辑、记者们也都是自告奋勇投入采访,加班加点,一心要报道得实在、具体。

韦弗回忆说:“我们当时有些担心,因为我们得回头去采访那些逝者的亲人,对他们说‘你儿子4年前酒精中毒而死,我们想要报道一下’,这时那亲人会是什么心情呢?幸好,那些人态度还不错,有个人还说,‘从那时起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还是我们村里最好的雪地机动车司机哩。’报纸这些版面称为‘沉重回忆’。基本要求是报道真实,尊重逝者,文字透明。必须是真人真事。我们还能怎么办呢?这是一场很特殊的努力。”

到了1988年1月,一切准备就绪。摄影成果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系列报道共有44篇文章,安排10天刊登,版面作了特殊设计。“在形象生动描述和设计方面,我们已经比1976年时有了很大长进,”韦弗说。助理常务主编迈克·坎贝尔主持完成了设计。版面两边镶有白色栏条,标示有个别人的语录。

在这一系列报道开始见报之前,韦弗做了他过去很少做过的事。他走访了各地土著阿拉斯加人的头头,向他们介绍了报道内容,并且事先打招呼说“这将是令人难受的”。

然而,土著人头头大都欢迎了他的预告。“其实人人都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走进一个村镇进行采访,那里的头头自然都会知道,”韦弗说。不过早打招呼还是传递出一个信息,即报纸方面关心他们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就把城里白人对乡下土著人这样的视角给中和掉了。”

可是这次报道也不是受到所有的人的欢迎。阿拉斯加东南部一个村庄就不愿意见到报纸公开报道他们那里的揪心的事。据韦弗说,那里的人至今还对《安克雷奇每日新闻》一肚子怨气。“不过在别的地方,我们的报道都引起了共鸣,因为报道是真实可信的。”

韦弗在第一天的报道引言中指出,这批报道“集中谈不幸的事”,并不是从土著阿拉斯加人丰富文化遗产那样一种角度正反两面兼顾的报道。但报道的最后还是一种积极的调子,指出一种提倡清醒冷静的运动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阿拉斯加土著人的精神文明正在发扬光大而胜过悲观压抑。

《安克雷奇每日新闻》在刊登这一系列报道的日子里,又每天额外加印3万份,送到它平常发行地区之外的僻远村镇,大约相当于当地平均每9个人有一份报纸。老问题仍时有发生。但预防自杀的新措施已开始实施,反对酗酒的舆论也得到加强。“在过去,反季节狩猎麋鹿是重罪,而向禁酒村镇卖酒却只是小事一桩。现在州议会已弥补这一漏洞,”韦弗说。

1989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评委会还考虑过另外几项针对社会问题或经济问题的报道。其中有两项--一项是《亚特兰大宪法报》谈银行歧视黑人购房户而不予贷款的行径,一项是《费城问询者报》谈赋税漏洞--赢得了另两项普利策奖(前者的获奖人是比尔·戴德曼,后者的获奖人是唐·巴勒特和吉姆·斯蒂尔)。评委会将《安克雷奇每日新闻》评为普利策金奖得主时指出,该报揭示了“该州(阿拉斯加)一部分受到忽视的贫困居民中间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使这一“迄今一直未受重视的社会问题”得到合情合理的讨论。普利策奖理事会同意了评委这一意见。

1989年--《安克雷奇每日新闻》:因报道了土著阿拉斯加人中间的酗酒和自杀的高发率,在系列报道中集中注意到这一部分居民中间的悲观失望情绪,从而导致了各种相关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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