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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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轰炸仍然在继续，疏散也在进行，但重庆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每天黄昏后，只要没有月亮，重庆尚存的三家电影院中的一家，和数不清的清唱馆中的两家就会开门营业。炸弹和大火摧毁了多少茶馆，就有多少新的茶馆冒出来。城里还有一家台球厅，我经常在那儿跟一个会说几句英语的中国小伙子打中式的三球台球。这个小伙子靠台球和麻将赌博为生，我的台球打不过他，更不会打麻将——我的脑子好像不够聪明，学不会打麻将。小伙子爱上了一个歌女，想和她结婚。他花了5000 元法币才把她从“阿妈”那儿赎出来。她小的时候，“阿妈”从船工手里把她买来，把她训练成了歌女。现在，他俩整天形影不离。我对他们说，她的赎身钱想必大部分都是我输给他的钱，他俩听了都快活地笑了。歌女也会说几句英语，我把她叫做玛格丽特——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她。我上次见到那位年轻丈夫时，他把我领到后面，交给我一个封了口的中式信封。信封上什么都没写，我问他这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愿说，只告诉我过后悄悄拆开来看。

信是贞写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国民党政府正在悬赏捉拿汪精卫，她在这个时候回到重庆，岂不是疯了？她让我星期天黄昏后到南温泉一家小旅馆去跟她碰头。

我不愿冒被跟踪的危险。星期天，趁所有人都在午睡的时候，我用几个月前偷偷做的车钥匙把汽车开跑了。贞的房间在二楼拐角、隔壁的澡堂上方。楼道里点着昏暗的油灯。我走近时，她的房门开了。我是大汗淋漓，她倒凉爽自在，穿着一身宽大的彩绸睡衣，脚上趿拉着一双外国拖鞋。她梳着男孩子式样的发型，前额留着刘海，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

她让我别出声，把我领到一张长竹椅上坐下，递给我一把扇子，自己也坐到了我身旁。房间另一头，两盏中式油灯冒着青烟，闪烁不定。一切都充满了东方式的神秘气氛，还带着一丝不祥的气息。

“你见到我好像不太高兴。”她低声说。

“我很高兴，”我说，“但我也很害怕。”

“为我，还是为你自己？”

“当然是为你。”我不失礼貌地说道——这不是真话。

“哦，用不着害怕。”

她一副自信的样子，教我捉摸不透。

“他们在悬赏捉拿汪精卫呢。”

“我知道。”她笑了。

“而你是他的姨太太之一。”

“不错。”

“不危险吗？”

“不——不太危险。不比你危险，也不比大多数人危险。”

我不喜欢被比作“大多数人”。我脱去外套，擦了擦满头满脸的汗珠。贞给我点上了烟，自己也点了一支。她说：“我带了一些法国白兰地。我去拿杯子来。”

趁她去拿杯子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她的房间。这里是典型的中国内地风格，地板和墙上空空如也，没有窗帘，也没有百叶窗。尽管装了纱窗，还是有几只蚊子嗡嗡地飞来飞去。透过竹帘，我看见里面的房间里摆着一张竹床，上面挂着蚊帐。

贞拿着一瓶酒和两只杯子回来了，给自己和我都斟上了酒。我一边喝，一边拍着脚踝。“这些该死的蚊子不咬你吗？”我问她。

她笑着答道：“你们外国人皮肤太嫩。我来点香。”她在每扇窗前点了一炷香，又在我们脚边也点了一炷。缕缕青烟懒洋洋地缭绕着，房间里顿时充满了芬芳的气息。

“我还是一个谜吗？”她问。

“是的。”我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着。我知道“打手”已经回来10 天了，尽管还没见到他。她会不会也是他的手下呢？很有可能。假如她只对“打手”报告，而汪逃亡的那个晚上“打手”又不见踪影，这是不是就是她那天晚上去找我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