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千年历史中闻所未闻的事，在一九○二年的初夏出现了，国内舆论突然间风行一种怪论，认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可有可无。

《国民报》刊文，题为《说国民》：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之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诚如是，则上可以绝独夫民贼之迹，下可以杜篡逆反叛之说也。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乃吾国之称民者，贱之则曰小民，鄙之则曰穷民。呜呼，久假不归，妄自尊大，民安得不小；剥民之膏，以养一人，民安得不穷。吾则谓天下之至尊至贵不可侵犯者，固未有如民者也。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君王，但是不能没有国民，没有国民的国家犹如一片废墟，因为国民的创造滋养着国家，国民的力量保卫着国家。所以，天下最尊贵和不可侵犯的不是君王而是国民。

什么是“国民”？

“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

中国有没有国民？有，那是在秦汉以前，秦汉之后就没有了——“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唯三代以前有国民，而嬴秦以后无国民。”

中国的农民是国民吗？穷乡僻壤之间，有黧其面，塗其足，终日劳劳无时或息者，是亦所谓天下之穷民者矣。然虐之以田主，虐之以官长，虐之以吏胥，虐之以土棍，务使之鬻其妻典其子而后已，然若辈不敢动也。朝廷派设官吏，以某官剥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辈不与闻也。而遑论夫所谓参政权，而遑论夫所谓选举权！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嘻，是率一国之农而为奴隶者，国民乎何有！中国的工人是国民吗？今曰各国殖民地所用之苦工，约有三种：一曰印度人，一曰卜里内雪人，一即为支那人，此三者与向之黑奴无异。某处有未辟之地，某处有未开之矿，则此三者驰驱奔走其间，未尝一日宁焉；不然，则驱逐之，窘迫之。凡文明之人所不忍施之禽兽者，莫不加之于我华工焉，然则地球上之人类，固未有贱于华工者矣，于国民乎何有！中国的商人是国民吗？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贱之曰市井，不得与士大夫为伍。然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资于商人。若者有税，若者有捐，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其肤吸其髓，以供胡儿之用而已。且也，所吸之髓未必尽出于富者，不过取懦弱无势者而虐之而已，彼富且贵者之一毛不拔自若也。已吸之髓，未必尽入朝廷，不过一二奸胥、一二酷吏，扬扬得意而已，彼司农之不名一钱自若者。然则中国之商人，不过一供给财用之奴隶而已，国民乎何有！这么说，难道只剩下官吏是国民了？且夫官吏者，至贵之称，本无所谓奴隶者也；然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其出也，武夫前呵，从者塞途，非不赫赫乎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则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而起敬，不敢少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受于人者莫不施之于人，即位至督抚、尚书，其卑污垢贱、屈膝奉迎者，曾不减少焉……故贵者之为奴隶，较之贱者之为奴隶，其品较下而其心较苦，国民乎何有！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出现在大清国光绪二十八年。这时候，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

汉语中的“世纪”一词，原本指记录帝王世系的典籍，并没有时间的含义。以“世纪”作为纪年单位始于西方。古希腊人为了用简洁的方式表述跨度较长的时间，借用希腊文中的centuria（一百）创造了century（世纪）这个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将century翻译成“世纪”。辛丑年后的中国人狂热地爱上了“世纪”一词。

新世纪来临，中国正逢这样的历史时刻：自甲午战争至义和团兴起，大清帝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屈辱与最混乱的时光，及至《辛丑各国和约》在北京签订，国人并没有特别在意外国有权驻军令帝国门户洞开以及近乎天文数字的赔款令帝国几乎破产这一严酷的现实，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太后用京剧名角招待各国来宾以及朝廷突然间改头换面颁布的新政。由此，大街小巷开始流传“二十世纪是中国的新世纪”这个令人精神抖擞的说法。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总是希望一个新的时间起点能够带来好运。中国人的日子过得太压抑、太沉闷、太单调了，虽然年年贴出“喜把新桃换旧符”的对联，但岁岁鲜见世间新事物与人间新气象。所以，既然洋人说一个世纪是一百年，那么又一个一百年来临了，大清帝国也许能够时来运转？

朝廷希望新政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