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知县急电江西巡抚吴重熹：“抚宪钧鉴：浏醴会匪聚众数千人，竖白旗伪号革命，上栗市已破，万分危急，请速派兵。下县之锐叩。”

在朝廷的催促下，湘赣周边各地昼夜调动了五万大军，宛如要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萍乡之乱颇炽大，有不可收拾之势。鄂省所派头队营勇行至该处与革党开仗不甚得利，并闻革党所用洋枪洋炮均极坚利。故张之洞连日拟添兵队开赴防次。又传言浏阳县已失守，县官不知去向。江督端方接有密旨，饬令派兵会攻萍乱，即奏派陆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领新军混一支队，即日开差赴赣。惟因仓猝之间，兵轮不敷调遣，乃先派步队一营，于前月二十八日乘坐南洋江元兵轮赴浔。又电调江永商轮于三十日抵甯，装运步兵一营、辎重兵一排、骑兵一排、工兵一队，于三十日薄暮往九江，尚有步兵一营、炮兵一队，专候江元兵轮自浔回甯。徐军统即亲率出发，大约在初四五之间成行，全队约共二千人左右。至上级中级下级各将校，约有一百余员，各兵均拟到浔后乘坐民船，用小轮拖带至袁州府，然后遵陆前进驰赴南昌，再自南昌由陆路开往萍乡。由于起义此起彼伏，官吏唯恐“致成燎原”，两江总督端方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密商，致电军机处上奏朝廷，要求调袁世凯所属之海圻、海筹、海容、海琛、飞鹰五舰进入长江水域。因九江航道水浅，最终只有飞鹰舰停泊九江，其余四舰则“分泊芜湖镇江等处”“以资震慑”。

一场口号、旗帜、人员杂乱的起义，能把清廷惊动得如此调兵遣将，可谓巍巍壮观。

起义军与围剿他们的清军展开了二十次以上的战斗。

江西巡队统领袁坦致电江西巡抚吴重熹：昨胡（安源巡防左军前营管带胡应龙）朱（袁州巡防左军后营管带朱鼎炎）二管带攻剿上栗市，匪约有数千人，分停四路，迎头而来。离上栗市约有二里许，接仗。我军仅二百余人，死剿不退，两时之久，匪势不支，均各逃散。当将上栗市克复。查点我军受伤勇丁三人甚重，午间毙匪三十余人，夜间毙匪二百余人，夺获匪械旗帜甚多。该管带等查上栗市已民与兵合。现浏阳尚有匪二万余人……查该匪距上栗市东西南北路一二十里，分三大股，有数万人。我军穷追，势必中计。一二日中、左两营必到，坦（袁坦）自应亲督痛剿，何敢畏惧，辜恩溺职。此次血战，毙匪数百，匪亦胆寒，盼中、左两营心已急，奈路程四百余里，非三日不能到。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可恨之至……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浏阳城下。起义军决心夺取浏阳城的原因，首先是这座城池没有城墙；其次是城内囤积着粮食，取得粮食之后才可继续攻击长沙。姜守旦攻城的积极性还来自浏阳城的大狱里关着他的几个弟兄。龚军和姜军兵分两路向浏阳进发，龚军刚走到半路，就获悉姜军已被击败的消息。龚军独自攻击浏阳，鏖战多次未果。几天后，撤退中的龚军在牛石岭被清军击溃。

此时，开赴浏、醴之清军已占湖南全省常备军兵力的六分之五。

起义军首领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姜守旦、廖叔保等均被斩首；而起义成员被杀被监被通缉者更是无数——“诚党祸株连之最巨者也。”

萍醴起义，无论哪一路起义军，其指挥者皆为会党中“渠魁”，他们没有军事常识，即使能一时打溃清军，也无法占据乡镇县城，且各路人马均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两江地区的清军，特别是从湖北发兵的新军，是“清国陆军中最精锐之兵”，其训练有素绝非会党起义者所能抗衡。而“最可惜者，清军如徐绍桢所统之江南新军，其中多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阴为党军效力；而党军未经训练，散漫无常，虽欲与之互通消息，亦无门径可寻，殊失千载一时之机会”。

孙中山与黄兴得知萍醴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遣同盟会员从各地进入皖、赣、湘、鄂各省，试图帮助会党运动新军以为响应。在日本的同盟会员更是“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但是，由于消息的泄漏，大部分同盟会员还没走到战场，就被清廷缉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