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说：“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

孙中山曾对欧洲留学生们说过：军人不可能真革命。

欧洲留学生们劝告孙中山：依靠会党革命终不能成功。

后来的历史证明，辛亥首义将由军人完成。

至少，直到此时，依靠会党的所有武装起义尚无成功先例。

显然，孙中山未能寻找到一条真正获得民众支持的渠道以及建立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方法。聚集在孙中山身边的最具智慧的革命家，大多数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是中国民众的解放者，其实他们既没有深入中国底层的意愿，也不具备这种动因和能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待在国外，如果必须回国，也是多数时间藏身在沿海城市的租界里，他们与中国潜在的革命支持者与拥护者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阶层的差异，而是一条由阶级性质和政治诉求差异造成的很难弥合的鸿沟。他们之所以固执地利用秘密会党进行武装暴动，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会党是一股对当局极端不满的力量，而且是他们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可是，会党绝不是中国最大多数、最具革命潜在激情和力量的贫苦农民的代表。

会党在中国社会存在已久。

中国晚清存在于长江、珠江流域的秘密会党，是社会生活极度动荡不安的产物。哥老会和天地会等会党组织成员，大多来自生活极不稳定的社会下层。道光年间的档案，记录了天地会首领及骨干共二百三十五人的基本情况：商贩三十二人，雇工九人，耕田者九人，种田兼商贩者五十八人，耕种兼手艺者四人，雇工兼商贩者三十六人，贫苦知识分子十八人，僧侣四人，家道殷实者二人，差役六人，其他不明身份者四十四人。近代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近代民族资本的崛起，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造成了数量惊人的流民阶层。这些人无论之前从事什么职业，他们与真正意义上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最大区别是：因各种原因生活极端困顿，精神极度苦闷，且只有四处漂泊维生。同时，各路会党中的不少成员是兵勇出身，太平天国起义被彻底镇压后，大清帝国南方的不少地方军被解散，大量的散兵游勇成为清末的一大社会问题。兵勇们本来是贫苦农民，离开军队后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从军又让他们失去了农民的特性。闽浙总督左宗棠曾为此上奏朝廷：“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湖南巡抚李翰章也曾上奏：“近又访闻各省撤回勇丁，有以哥老会名目勾结伙党，煽惑乡愚，意图不法。”散兵游勇无疑凶猛地扩大了流民队伍。

流民无产者之所以歃血结盟，组成秘密团体，其最终目的就是在生活中求得相互援助，在精神上获得彼此依靠。他们是备受压迫和欺凌的社会底层，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改变自身现状的愿望。但是，仅从辛亥革命前期的历史来看，说他们在反清复明乃至在推翻帝制上与革命派有政治理想上的认同，缺乏足够的证据。在清代档案关于会党的案例记载中，表述其结社的目的有“免人欺凌”、“敛钱分用”、“防备械斗”等等，却未见“反清复明”的字样。毫无疑问，会党成员要求的仅仅是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变，鲜见其有推翻专制帝制的政治主张。

可以肯定地说，当会党举事提出“创立民国”的口号时，那是革命派联合他们行动的宣传口号。他们与革命派有着天然的亲和性。革命派需要他们这股力量从事反清斗争，他们也需要更广泛地结盟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清晰明确，但他们毕竟曾在反抗社会不公的抗争中舍生忘死，在创建共和国最初的奠基石上洒下了自己的鲜血。可也正是由于政治目标的模糊，决定了他们必会存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和组织上的涣散性。革命派寻到他们的时候，多了歃血结盟的真诚，少了改造会党的意愿与行动。革命派认为，只要与会党们喝了血酒就能使他们成为革命者，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会党容易发动，但难以成功。

对于革命派来讲，这真是一个两难。

连续的失败给孙中山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属于孙逸仙麾下的革命军失败以后，即得到全世界的讪笑和不信任。孙党即日陷于困境，到处是嗟怨，万事都不顺手而愈焦急。”

此时，大清帝国为孙中山的脑袋开出的悬赏价是白银二十万两。为了说服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抓捕孙中山，清廷甚至许诺让法国独享中国云南的所有权益。在大清帝国密探的不懈追踪和当地警察部门的监视下，孙中山在越南河内空间狭窄的旅社里隐居了两百多天，足不出户加上心情极度焦躁，他得了肠胃虚弱症。他再次要求王和顺前往中越边境组织起义，因为据说革命党人已与清军镇南关炮台守军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他们愿意响应起义的承诺。“于残灯明灭”之时“负党众之热望”的王和顺自河内出发了。王和顺，时年三十七岁，容貌俊朗，身材魁梧，“常出没于诸山之跨两广之间”，广结天下豪杰。孙中山焦急地等待着，等来的结果却是王和顺自己又回来了，因为广西的会党已经不再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