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庆王府有什么喜事，奕劻所得更会令人瞠目结舌。奕劻七十大寿，庆王府大开祝典，全国各省督抚以及京城的尚书侍郎等纷纷备上厚礼，送礼的车马把地安门外大街塞了个满满当当。奕劻照例宣布严禁受礼，但他已按照礼金的多少准备了四种账册：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禄字册；现金千金以上及礼物三千金以上者，入寿字册；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数百金以上者，入喜字册；其他不满百金者单列一册。全国的官吏都知道这是最好的行贿时机，纷纷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进京登门道贺。是日，奕劻收受现金“总数不下五十万，礼物不下百万”；而他的夫人以打麻将为名，更是三日之内赢钱三十万。

“庆之政策无他谬巧，直以徇私贪贿为唯一伎俩。”

直到大清帝国即将灭亡之际，本该为国尽职尽忠的奕劻，还在以近乎病态的贪欲聚敛着个人财富。武昌首义爆发后，当袁世凯指挥北洋新军进至汉口欲打不打，暗地却以极其隐私之心逼迫清帝退位的时候，奕劻这个大清皇室的后裔、执掌着大清中枢权力的重臣，居然在拿了袁世凯的三百万两贿款后前去宫中充当逼宫的说客。徐一士《荣禄与袁世凯》：“荣禄帘眷最隆，而胸无城府，工策划，富谋权，世凯对之犹心存畏惮。迨荣禄卒，庆亲王奕劻以枢垣领袖当国，贪婪外无所知，世凯遂玩之于股掌之上矣。”对于袁世凯，荣禄曾说：“行之不善，适足以召乱促亡。”待荣禄死后，奕劻主政，袁世凯动辄送上三四十万两银子，“凡有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亲王的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从前，荣禄主持军机处，“并不为袁世凯的利诱而对之恩礼有加”；现在，奕劻因为持续不断的巨额贿赂，“无不为袁世凯之指授是听”。奕劻在朝上不断的赞誉，令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袁世凯深信不疑，致使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亲信以及同党纷纷擢升要位，他掌管的兵力也从一镇扩为四镇、由四镇扩为六镇，最终形成了未来祸患中国的强大的北洋势力。而袁世凯自己，虽为直隶总督，却通过对奕劻的掌控足以遥制、把持朝政，成为大清帝国中权力最大、权势最重的人。

对于大清皇室来说，奕劻的贪贿犹如致使大堤垮塌的巨大蚁穴。

标榜“四留”的庆亲王给他效忠的朝廷什么也没留下。这位聚敛了上亿银两的重臣，在清廷濒临气绝需要财力支撑的时候，却声称自己已经穷到了要卖房子的地步。他疯狂聚敛钱财的时期，正是大清帝国饿殍遍地的年份，谁能相信他会用“不尽之财以遗百姓”？当然，他也没给“造化”留下什么奇珍异宝，那些收受的礼品都让他变卖挥霍了。他给子孙留下的也不是书，除了大量的银子之外，还有别墅、公寓、商铺和买卖。大清帝国灭亡后，奕劻全家住进天津租界，他把钱存进外资的汇丰银行，自己开了一家真正的公司，名为“天津人力胶皮车公司”。

“政以贿成，悬价售官，殆已公言不讳。”

晚清的官场，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即所谓“官愈大，则索赂愈多，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皆所不顾也”。国家资财在官员们的手中被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流通网络，上至朝廷，下至衙役，举国官场无不在徇私受贿、贪赃枉法中“为政”，民脂民膏皆落入贪官之手。当国家行政需要通过行贿受贿才能运行时，当本应为国民利益服务的各种官职成为商品价可待沽时，当掌握权力的高官们几乎家家堪比一个金融公司终日进行着大量现金交易时，这样的国家政权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没有哪个统治者刻意追求满朝腐败。中国的历朝历代，严惩官吏贪腐的事例屡见不鲜。明太祖朱元璋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就杀，以致他在位三十一年间杀掉的大小官吏以及株连者竟达十几万。中国自汉代起，始设监察官吏的御史台，明代改称都察院，清代的都察院已是国家最高监察、弹劾和建议机构。大清帝国都察院里的督察官们与众不同，那时朝廷的文官服饰为各种禽类，按级别分为仙鹤、孔雀、鹧鸪等等；而督察官的服饰却是传说中的一种能辨曲直的猛兽，名叫獬豸。但是，即使有与贪官过不去的督察御史，虽然身穿饰有獬豸图案的朝服，却还是管束不住官场贪腐的泛滥成灾。中国历代皇帝曾以各种刑法惩罚贪官，包括鞭刑、杖刑、监禁、流放，乃至枭首、诛族、剥皮、凌迟。其中，最残酷的凌迟刑法竟然延续了三千多年，且行刑的刀数在清代崇德年间达到了三千六百多刀。但是，严律酷刑之下，贪官们依旧你去我来，杀了一个又出现一个。以至于皇帝们终于明白了：将贪官斩尽杀绝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富可敌国。嘉庆四年，经都察御史胡季堂“疏发”，前朝权势熏天的重臣和珅的所有家产被“悉没入官”，而其家产数额竟然“可抵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史书对此感叹道：“斯亦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