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20世纪40年代黄炎培1到延安考察，向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黄炎培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问题”。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毛泽东答问”。

其实，还有非常有名的“梁启超2问题”和“李约瑟3问题”。梁启超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写道：“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4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这就是“梁启超问题”。

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煌煌巨著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他说：“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5、托里拆利6、斯蒂文7、牛顿8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上述三个问题，虽然处在不同领域，是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但追根溯源，说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缺陷的，是值得深入反思的。用历史眼光来审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曾经历了从自我陶醉到全盘否定、再到重新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曾长期陶醉于以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思想牢笼和封闭世界里。1840年鸦片战争9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经过与西方文化反复的比较和冲撞，到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成为批判的矛头所向，有的甚至认为，是传统文化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因而中国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某种动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人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开始寻找中国强大的文化基因。一些国外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21世纪将不再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中国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将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我国国内出现“国学热”和世界上出现“中国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上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涉及怎样看待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既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要认真反思我们文化的缺陷，从而建设性地实现古为今用，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厚资源和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