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苏联之所以解体，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现了社会思潮和大众传媒的西化、分化，导致思想信仰危机和精神支柱崩塌。

日本41从充满活力走向衰退消沉，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20年前，日本是一个充满活力与野心的生机勃勃的国家，自豪到了傲慢的地步，渴望在日元的基础上创建亚洲新的经济秩序。如今，这些雄心壮志全部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对未来的恐惧。当年日本经济崛起给欧美国家带来的震撼，一点儿也不比现在的中国弱。当时，日本借助汽车和半导体的异军突起，在制造业上已经凌驾于美国之上，日本公司在此期间向全球扩张，在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游戏娱乐业等各个领域全面出击，不到几年，日本的海外资产急速攀升到上万亿美元的水平。据统计，1980—1988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日本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14%）；控制了加利福尼亚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购买了30%—40%的美国财政债券；占有了美国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而现在日本年轻人身上，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进取精神的缺失，外界普遍嘲笑他们是“食草动物”，原因是缺少父辈那种在工作上吃苦耐劳的精神。昭和电工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大桥光夫说：“日本人过去被称为经济野兽。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日本失去了这种兽性。”

经济发展，并不等于文化感召力的自然增强。世界各国的这些深刻教训，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即使与20多年前的日本相比，中国在各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包括城市化率，二、三产业占比，人均收入，社会公平度，婴儿死亡率，高等教育普及率，技术创新能力，社会保障能力等，实际上只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与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性，并且建立起了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中国现在还面临极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后受到的国际压力，将比20年前的日本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确保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切实把经济增长转化为坚实的国家战略能力。尤其重要的是，要增强文化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形成全党全民族强大的信念和精神力量。

撒切尔夫人42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大国，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在讲到当前世界的汉语热时说道，十年前在美国曾刮起了一股日语热，但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个神话也终究会消失。一位海外学者尖锐地指出：“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雕塑，是哈佛大学43、耶鲁大学44等名校，是卡内基音乐厅45、图书馆。中国的富人留下的印迹，则是‘二奶村’和豪华墓地。”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思想。这些说法虽然很刺耳，但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三，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民族文化在多样化的世界文化中不能像古董一样封闭在玻璃瓶中供人观赏。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勇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振兴和发展民族文化。

近代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的都是以开放的心态在借鉴和吸收中发展自己。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园地时，欧洲各国的学者纷纷来到意大利，接受它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也深受海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来自英国的政治革命和启蒙思想的清新空气；德国人用一种典型普鲁士式“彻底精神”和“系统利用”的态度，来学习和利用外国的技术发明、投资、商业和工业组织范例，从而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美利坚民族也不断从欧洲先进思想中汲取营养；俄国46的彼得一世甚至以沙皇之尊而匿名到欧洲学习考察。有一篇名为《清朝灭亡告诉我们什么》的文章，对日本和晚清作了一些比较，很发人深思。同治七年（1868）开始，两国的起跑点大体相同，都是以农林牧渔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社会，也同是西方列强侵凌掠夺的对象。可四五十年之后，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由一个受人侵凌的弱国，变为一个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侵凌别国的强国。而紫禁城里，却又一次上演了一幕孤儿寡母“垂泪对宫娥”的历史悲剧。原因何在？日本政府于庆应4年4月4日（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以睦仁天皇名义发布了《五条誓约》。其内容包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誓约》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提出的，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基本纲领，为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创造了条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封建色彩，但是包含了民主的精华和对外扩张的因素。紫禁城的当政者却没有那么幸运。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清王朝在最后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稍稍作些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清王朝存在着三个重大失策：一是，错失改革机遇，开历史倒车，从而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日本的明治天皇卧薪尝胆，节衣缩食，力图使全国上下“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大张旗鼓地宣讲变法的迫切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励民众齐心协力，将改革大业推行到底。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日本逐步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然而，晚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几次严重挫折后，却没有表现出改革的诚意与紧迫感，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二是，在民主议政问题上，拖延阻拦，自误前程。三是，拒不吸纳新知识，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形成。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国家之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知识分子群体之强弱及其参与决策的程度。一个愚昧的国家如不更新知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知识群体，是注定要遭受屈辱，甚至会亡国的。日本于维新之始，即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派人赴欧美学习，如饥似渴地用西学来代替传统的儒学。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为日本列岛的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中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晚清知识分子中，虽然也涌现出了像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这样的先进人物，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一个传统文人社会，尤其是最高决策层如此。思想文化落后，也导致了科技、军事的落后。晚清的洋务运动搞了多年，可是到了甲午年与日本交战时，清军水陆不堪一击。在东京大学的校史档案馆有关中国的卷宗内，我们曾看到日本“陆军战利品整理委员会事务所”保存的甲午战争缴获的战利品目录清单。该清单记载，在缴获的清军武器中，居然绝大多数是古代兵器，其中以弓箭的数量最多。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兵器反映了晚清王朝的国力与知识水平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