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筐半”的故事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市委书记，企业或基层的党委书记等。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作的工作报告、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等117人在大会发言，另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刘少奇工作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获得会议的通过。

会后，全党形成了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而企图甩掉中国贫穷落后帽子的大跃进运动热潮。

当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高潮后，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大建设”，但对那些漫不着边际的“高指标”却不同意，也不相信，他鼓励群众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但对那些异想天开的做法却是泼冷水，投反对票的。

8月13日，李银桥、李家骥等人随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新立村竟然想出了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田吹风的“增产高招”。当地有关领导干部和社干部向毛泽东汇报说：“亩产10万斤。”

毛泽东摇着头，不相信地说：“不可能的事。”

接着，他指着一位领导干部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有人立即解释这是“可能”的，对毛泽东说：“为了增加照明，我们用上了电灯为水稻照明，实行密植，用鼓风机吹风，亩产10万，是有根据的。”

毛泽东边走边摇头，还对他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毛泽东不相信，有人为证明亩产10万斤完全是真的，又让几个小孩子往早几日连夜移栽过来的“密植”水稻上站上去。毛泽东虽然亲眼所见，还是摇头，并且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从新立村参观回来后，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和天津市市长李耕涛陪同毛泽东等人，驱车到南开大学去看校办工厂。

毛泽东一出现在校园，师生们立刻轰动了。校园里人头攒动，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人越聚越多。这时候，一方面大跃进极大地振奋了人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各地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任已开始转而为崇拜。

毛泽东等人看完校办工厂后，因为人太多已无法离开。李银桥立即和天津市警卫处处长李侃商量，调动随行的一辆小华沙汽车过来。车一到，李银桥马上请毛泽东上车。

华沙车体积很小，而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不进去。这次警卫员们急了，硬是用力，把他“挤”进车里。小汽车立即启动，从人群里开出来后，又开到天津大学。

在这里，毛泽东又参观了天大的校办工厂。

参观结束时，已是中午。毛泽东因为和学生们交谈很高兴，兴致很高，于是提出说：“我们去吃饭馆吧！”于是，李银桥等人随他驱车来到了天津市和平区沈阳道的正阳春鸭子楼，吃烤鸭。

毛泽东吃饭很快，速战速决。结果，别人没吃完，他就先吃完了。撂下碗筷后，他站起身，在楼上走动着，等候大家。正阳春是栋两层楼的饭馆，他来回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这一眼望，不要紧，谁知当即引出一场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正恰有一位妇女在晾衣服。距离很近，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毛泽东，立刻脱口喊出了一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喊声就像一声惊雷，把整个天津城都震动了。刹那间，人群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快就“包围”了正阳春鸭子楼。所有的人都在拥挤着，欢呼着，越聚越多，堵满了路口，接着，挤满了好几条街道。李银桥等人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交通也陷于瘫痪了。因为连交警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弃岗加入了拥挤的人流之中。

这样的场面，让随同的警卫员和刘子厚等人着急了：毛泽东根本没法儿下楼了。楼外的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坐不住了，前后六次打开窗子向群众招手致意，并且高呼：“人民万岁！”

结果，毛泽东越喊，群众越高兴，也越喊：“毛主席万岁！”

最后，毛泽东完全被困在正阳楼上。他在呼喊过“人民万岁”的口号之后，不得不向群众招手喊话，想叫群众散开。可是根本不行，他越喊，想看一看他的人越多，拥挤得越厉害。结果，他们从中午12点多，一直困到下午5点多，无法“突围”。

汪东兴说：“群众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看来出不去了。”

张耀祠说：“没办法，只好采取在南开大学用的老办法，把华沙牌小汽车想办法开过来。”

于是，天津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小伙子，从外面“打”进来接应。部分战士们在前面奋力开路，部分战士从后面推车，硬是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一步步推过来，推到正阳春鸭子楼门口。

李银桥、李家骥等卫士一见，立即说：“走。”就和其他警卫人员前呼后拥，护着毛泽东下楼，再次将他“挤”入华沙小轿车。然后，一中队前面派人开路，后面派人推车，左右用人卫护，一步一步，硬是将小汽车推出人群。

在车上，毛泽东还不时向外面的群众招手，对李银桥等人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下不了的黄鹤楼噢。”

这次他们被围困在正阳楼整整达到六个多小时，用李银桥的话说：“当年打仗还没这么被围困过，差点当了天津人民的‘俘虏’。”

事后，有人告诉李银桥说：“主席走后，我们派人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

手表是此时人们比较贵重的东西。当李银桥把“七筐半”的事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即问道：“群众没挤伤吧？”

“没有。”

毛泽东放心了，笑着说：“手表是宝贝啊，为了见我一面，把它丢了可划不来呀！”

李银桥忍不住感叹说：“天津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