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城里的老北京人，不论穷富，总是一辈子也离不开玩乐。刺骨的风雪严寒迫使他们闷在家里“忍冬儿”，一俟迎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春天，便兴高采烈地大放其风筝，以散发一冬蕴蓄的内热并舒展几乎呆攒了的筋骨。

中国特有的风筝，古称“纸鸢”，是一种既可作玩具又可供观赏的传统工艺品。但考其源，却与军事有关。据明王三聘《古今年物考 风筝》云：“汉高祖之征陈稀也，韩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遂入宫中，今谓之风筝。”

其实，“风筝”一词本来就含有声响的意思。据明朝陈沂所撰《询萏绿 风筝》记载：“初，五代汉李业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俗呼风筝。”由此可见，民国期间在北京尚可见闻的“簧鼓风筝”，系由五代后汉之竹笛纸鸢演变而成。

北京的三四月份，是放风筝的旺季。从杨柳枝头泛出隐隐的绿意到桃花乱落如红雨霏霏的暮春，民间的风筝艺人与四九城的风筝摊，生意格外兴隆，到处可见风筝浮动，随时可闻簧鼓之声。

素有“藏龙卧虎”之誉的北京城，风筝艺人也层出不穷。善做八卦形风筝的李三爷，以糊猴儿八戒而出名的“猴儿常”，因善制苍鹰而誉满京华的四龙，博采众长、誉满全球的“风筝哈”，以及只为自娱不图赢利的儒生王振亭（已故戏曲作家景孤血的冰翁），各以其迥异风格独树一帜，为悠久的风筝文化艺术的传播，功不可没。此外，尚有内务府造办处（清代皇宫内掌管手工作坊的机构）绘制上品风筝的能工巧匠，因在宫中当差而其名不显也。

诸多巧夺天工的风筝艺人，皆名噪一时：而以雕虫小技而历久不衰且世传四代者，唯有清真教人“风筝哈”。据孙建中《琉璃厂小志》载：“哈记风筝，在琉璃厂中间路北仁威观。今数十年，以哈氏制售之风筝为最著。”

“风筝哈”者，其名哈国梁，乃光绪年间京都南城寒门人氏。清末民初，即以其匠心所制之造型奇特、形态迥异、色彩斑斓的哈氏风筝而享誉朝野。其子哈长英，自幼熏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制风筝曾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银质奖。其孙哈魁明，家学渊源，各类风筝作品均以彩绘见长，既可放飞，又可悬于大雅之堂作为陈列佳品，故曾数十年称雄于京城。至于其曾孙第四代传人哈亦琦，以其家传技艺而就任北京风筝厂副厂长，所产大批量风筝常年出口，颇受世界各国风筝爱好者之青睐。

北京之风筝，形式各异，尺码有别。以其形式分，包括人形、拍子形、蜈蚣形三大类；以其尺码分，大则三十丈，小则若手掌。人形类之风筝，其原型即“沙雁”，而由此行化者，则有哪咤、刘海、孙悟空、猪八戒、哼哈二圣、合和二仙以及蝴蝶、蜻蜓、鲇鱼、龙睛鱼、鹰与雕等变形。拍子形大都呈八卦、三阳开泰、七鹊登枝、单双喜字诸形态。最奇者为蜈蚣形，由百余个环节组成，分量重且之间容易互相缠绕，故极难放。

好玩乐的北京人，因其经济状况不同而分三六九等，而各类风筝的做工自然也有糙细之分。耗财买脸的大爷们，于大庭广众之中玩风筝时特别讲究出人头地，于是每每不惜以重金订做，不仅对材料的选择、尺寸的比例、图案的彩绘极为苛求，而且必须使某些风筝的眼睛和翅膀在空中颤动不止；就连那线桄子，也要特选用红木或金星乌木所制者。囊中羞涩者放个“黑锅底”（普通小沙雁），照样可以尽兴而过瘾。至于镚子儿没有的穷孩子大都自己动手用旧报纸糊“屁户帘儿”（一种长方形的简陋风筝，下缀长纸条作飘带，因形似小儿屁帘儿而得名），劈柴“上缠些棉线便是线桄子，三五成群迎风而放，也能飘起一丈多高，彼时社会对此机笑为“穷人乐”。

曩年的北京城，空旷之处颇多。天安门前，什刹海畔，鼓楼左右，天坛内外，以及东单草地，均是放风筝的理想去处。酷爱风筝的儿童或成人，一俟购妥心爱的风筝之后，便呼朋引伴，成群结伙地择地去试飞。大大小小的风筝迷，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与和煦的春风里，说着、笑着、跑着；随着竹桄子和红木桄子的哗哗作响之声，数百家形形色色的风筝渐渐腾空而起，大有遮云蔽日之势。黄瓦的宫殿，苍翠的松柏，拂地的绿杨，荡漾的碧波，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山，同那些被温和的春风送上天宇的风筝融合成一幅迷人的图画，而风筝的主人们连同那些悠闲的围观者，无一不在画中游。如此之雅兴，非至黄昏而不收。故旧京有《放风筝》诗云：“不知黯索弄东风，只讶轻雷走碧空。试立御河桥上望，纸鸢无数夕阳中。”

最爱吃喝玩乐的慈禧太后，也是一位风筝迷。其所玩之各类奇巧风筝，除由“造办处六十一行”协力精制外，亦慕名以重金猎奇于民间。这位被市野都尊称为“老佛爷”的女皇，每年总是刚赏罢上元花灯即下谕旨筹办风筝之事。而放风筝之地点，或宫中，或中南海。届期，自有深谙风筝之道的太监充当把式，纷纷放骀荡春风中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