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结束，最后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专执朝政。司马越，字元超，高密王司马泰之次子。史称："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司马越的野心名望、才识学度应在诸王之上，也有心治理天下，可惜的是现在的大晋国满目怆夷，由于战乱，天灾频繁，百姓流亡。他把这一切归结给白痴皇帝，公元306年，一块面饼结束晋惠帝司马衷的生命，不管是谁毒死他，他一生的际遇坎坷印证了封建王朝父传子家天下的弊端，无论晋武帝司马炎如何虑尽心机布置得周周密密，一个智商低下的人，一个平庸的人绝对不适合做国家领导人。这一切不是他的错，而是封建传承制度的悲哀。只要家天下的传承制度不取消，悲剧必将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

八王之乱，动摇了士族集团的统治地位，宗室和士族的势力消耗殆尽。一些低级官吏、下层士族和少数民族的领袖看出晋朝即将灭亡，纷纷起兵欲取而代之。公元303年，荆州蛮人张昌在安陆率流民起义。公元304年，匈奴族贵族刘渊在左国城率匈奴五部起兵，建立汉国，自称汉王。公元306年，山东刘伯根起兵反晋，东莱士族王弥响应；宁州五苓夷反叛；成都王司马颖旧将公师籓、汲桑打着迎立成都王的旗号造反。一时间烽烟遍地起，四面楚歌声，在这无数起义军当中，谁埋葬了西晋王朝呢？请看下集《匈奴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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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匈奴汉国

在这大大小小的叛乱中，最终将西晋王朝推向末路的是匈奴人，随后鲜卑人、羯人、氐人、羌人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到底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西晋王朝又是如何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五胡乱晋到底可不可以避免呢？直到现在我们仍是众说纷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形成书面材料的是一个叫江统的人，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时任晋国山阴令。

上文我们曾经介绍过，随着南北匈奴的分裂，南匈奴入塞，鲜卑人居匈奴故地,另外一部分乌桓人也在三国时被迁入塞内。西晋时期，少数民族部落大规模内迁的浪潮又再次出现，匈奴族和羯族大量进入并州（今山西地区），鲜卑族进入辽东、幽州、凉州（今辽宁、河北和甘肃）。西晋征伐高句丽，一部分高句丽人被迁到河南。汉族名称的由来源自汉朝，以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开始杂居并处。少数民族民众为反对当时沉重的压迫，经常武装反抗，晋惠帝时上党的匈奴人起兵，随后关中的羌人、卢水胡（匈奴的一支）、氐人纷纷起兵，击杀建威将军周处（除三害的那个英雄），不过都被晋廷镇压下去。

江统由此意识到少数民族入内，会威胁西晋王朝的统治，因此，他写了一篇古今传颂、影响深远的文章《徙戎论》。其文写道：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於计为长。"

从徙戎论文章可以看出江统的主导思想就是将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再迁出去，让他们回到原来生活的边远地区。江统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胡适先生曾经指出民族主义的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江统最适合第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徙戎论问世不到十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称帝，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称王，五胡十六国勃然而兴，西晋亡国。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认为如果晋王朝采取政策迁徙少数民族，则可以避免亡国之祸。

徙戎论作为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呈到晋惠帝司马衷的御案上，白痴皇帝显然无法解答至今仍然困扰世界的民族问题。晋朝的统治者们怎么看待这一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