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讨论中也有些恩怨，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托宾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托宾，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托宾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不过最后，他还是让托宾通过关卡。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托宾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托宾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想办法想把货币导入到长期成长的理论中去。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在1939年开始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在四十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索洛与费尔普斯等。

托宾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可能是托宾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托宾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托宾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托宾举证说明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