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您最初是在实验室看到互联网的吗？

张朝阳：对，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需要用计算机来控制实验过程，所以在网上待的时间比较长。而校园网是跟互联网连起来的，所以跟导师沟通都用电子邮件，同学之间也用电子邮件。当时觉得互联网特别神奇，那时候就萌发了开办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想法。

唐：听说当时您比较早看到了时代的两大趋势？

张朝阳：我经常读一些商业的书。融入一些资金后，我开始筹建互联网公司，写了两三页纸的商业计划。1995年前后，可能全球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全面。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我在情绪上、情感上特别希望中国强大，也特别注意中国开始强大的信号，比如说很多超市的商品都是中国造。每次拿起来一个看见是中国造的，心里特高兴，因而专门挑一些说中国可能很强大的书来读。我深刻认识到，中国正在崛起，这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事情之一。另一个趋势就是互联网的兴起。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得比较准，而且比较早期。因为那时候互联网还处在实验室阶段，浏览器也没出来，图文截面也没出来。正因为看到这两个趋势，导致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的基本判断和根本改变。第一我要做一个跟中国相关的事情，第二我要做互联网。这样的思考后来促使我回国做互联网，成为中国最早期的做互联网的人。

唐：从依靠风险投资创办搜孤的前身“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到拥有超过1亿注册用户的中文世界最强劲的互联网品牌，您觉得搜孤最成功的是什么？

张朝阳：首先就是融资这一关。在融资比登天还难的时候，我能够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办成了，比任何人都提早拿到了一个非常新的方案。后来第二次融资、第三次融资，都是极其艰难的，但都走通了。第二件事就是常反思，不断修正。好多公司走偏了。第三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品牌和营销策略。我们把销售和市场宣传放在首位，在那个时侯，你哪怕有一个很突出的技术，但是产生不了任何收入是没有人相信的。我们品牌宣传先行，促使搜狐品牌很早就跳出来，最后上市，投资银行找我们，包括融资各个方面都顺畅了。这几个原因使得我们成为早期的几个最著名的公司。现在搜狐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越活越好。

唐：改革开放30年，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张朝阳：个人感受就是恍如隔世。我从小生活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们一家几口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里，睡的是架子床（我在上面，妹妹在底下），我爸我妈穿打补丁的衣服，常常吃不饱饭。

我觉得这30年中国走过了两百年的道路。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市场化，是经济的市场化促使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和能动性爆发出来了。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城市的改革，这种市场化先是在轻工业，从珠江三角洲、长三角，包括特区经济，一下就起来了。中国人很勤奋，这种实现人生理想的勤奋，和追求人生理想的品质，以及中国人的聪明，加上西方两百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现代化结合起来。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比西方人强，各级领导群策群力，把市场化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这种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将会爆发出来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形态，这种形态再结合和谐中庸这些中国东方的智慧，我觉得这种结合以后的新兴文明，将会是一个被人们仰视的文明。

总之，回国这十多年感觉挺好。最艰难的时刻实际上是在美国的那段时间，那是一种寂寞、冷漠和无助。回国以后，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别人跟你是平等的。回国是很快乐、很高兴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没关系，没有任何负担，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