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断断续续地讲着，讲他当时从北大校园搬出来，心情如何的糟糕。

“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有一点凄凉吧，但也有一点向往。因为当时我在外面兼课每月已经可以拿到两三千块钱，所以完全不像别人想的那样，是冒险丢掉铁饭碗。我对未来的判断是，培训机构一定不会被取缔，我是一个很会教书的人，我就必然会有用武之地，那我就一定比在北大拿的钱多。因为北大是基本工资加上一点奖金，我在外面是教一小时就拿一小时的钱。而且当时我已经有了想法，我出去，我就要承包一个培训机构。”

俞敏洪认真思索片刻，扶了扶眼镜，那一瞬间，他的目光里有种别样的光。

“在别的机构兼职的我，冒出了一个想法，想要自己创办一个学校，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念头。其实，我从1991年就承包了一个民办学校。它本来是没有任何外语培训的，是一批人大的老头老太太搞起来的，我说我来帮你们办一个外语培训部，这个外语培训部你们一分钱不用投。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怎么办，你们只要跟教育局打好交道，保证我安全运行就可以了。老头老太太挺信任我的，没想到一做就做起来了。做到1993年的时候，那个培训部已经挺大的了，年收入最多的时候大概是100万元左右。”

谈到新东方最辉煌的时候，俞敏洪表情有些严肃了。

“我记得从1994年一直到2000年，我到处找教室，而且教室要特别大，新东方办一个班就是400人，北京凡是能容纳400人的礼堂和教室几乎被我找遍了。包括到北大去找，北大还有人不让我们进。最终我还是赢了。我是一个重朋友之情的人，但在新东方发展到很辉煌的时候，在外人看来，有一部分跟我一起干的好朋友离开了新东方，另起炉灶。坦率地说，真正的好朋友没离开新东方。因为真正跟我较劲的就是王强、徐小平、鲍凡一，其他人某种意义上是跟着凑凑热闹。所以，我当时的唯一的目标是：不管我怎么忍受，不管是我对还是我错，他们对还是他们错，我有坚定的信心，新东方绝对不能垮，我认可的这一帮人不要离开新东方。结果大部分人都留下来了，只有一小部分后来利益实在不一致，那就各人干各人的事业也挺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从家族制到股份制，从哥儿们义气到规矩建立，再到心态调整，这一系列过程中，每个人都在重新适应，重新定位，重新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事。

俞敏洪谈到新东方要上市的话题时，情绪显得尤为淡定。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新东方上市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从个人财富来说，上市对所有在新东方工作过并且拿到新东方股份的员工，是非常重要的财富承认方式，上市获得的市盈率是利润的至少十倍，做得好，还会有几十倍，新东方上市时，最高达到五六十倍的市盈率。这是什么概念呢？拿十万块钱奖金，一上市，如果十倍就变成了一百万，如果是五十倍就变成了五百万。如果一下子能拿到五百万，那上市自然是好事。其实我对上市，当时并不热心。我越研究上市，越排斥上市，为什么呢？因为不缺钱，而且上市之后老总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到海外上市。我还担心如果我上市了，新东方的很多人一套现就跑掉了，有了钱就没有干活的热情了。但是出于两个考虑，我觉得新东方应该上市。第一是这么多人跟你干了这么多年，有这么一个机会也许能使财富增值，你挡住，那人家会不好好工作。如果能上市成功我们还是要上。其次，当时已经有教育机构在进行资本市场融资，一旦有别的教育机构上市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定会比新东方更有钱，更有钱就能进行收购，那新东方就处于竞争劣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