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政治体系与群众运动

1914年之前，欧洲的基本政治单位是单一民族的主权独立国家。主权是16世纪的欧洲开始形成的政治概念，用来证明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的正当性，以对抗封建贵族与教会的势力。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特性，它来源于内部的单一权力，而且不受外部法律干涉。主权的观念与中世纪时的观念相反。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所有世俗的权力都应该对宇宙的神、自然或普遍法则负责任。即使君主的绝对权威已经被人民的主权取代，在1914年，国家依然是自身利益的最终审判者，并且依据这些利益与其他国家交往。虽然在1914年以前的欧洲，国家可能会为了自己的方便，而接受某些国际协议如国际邮政协议（international postal conventions）、红十字会（the Red Cross）、战争公约（the rules of war）与1899年在海牙会议（Hague Conference）所创立的自愿性国际仲裁机构（voluntary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achinery），但是在与另一个国家往来时，它们依然独断独行。那些手握大权、可以制止任何外力介入自身事务的国家，不论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被视为列强（Great Powers）。1914年时，列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奥匈帝国，或许还包括意大利，但是西班牙或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在此列。

君主政体

1914年，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在列强之中，只有法国是共和政体。西班牙在1873年时，曾经历短暂的共和，但在1875年时又恢复为君主政体。纵观整个19世纪，新兴的独立国家倾向于请某些赋闲的德意志王侯来做国王，来表达超越任何派别的国家团结：1830年，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家族的利奥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成为比利时国王；1832年巴伐利亚家族的奥托（Otto of Bavaria，1862年奥托被废时由另一位丹麦王子接位）成为希腊国王；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查尔斯（Charles of Hohenzollern-Sigmaringen）在1881年时成为罗马尼亚的卡罗尔（Carol）国王；巴腾堡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在1879年成为保加利亚国王，1886年接替他的是萨克森—科堡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Saxe-Coburg），等等。

直到1914年为止，除了法国与瑞士以外，绝对的共和主义在欧洲都算是一种特别激进的政治立场。英国皇室在维多利亚女王与爱德华七世的统治之下，比19世纪初由乔治四世或威廉四世统治之时，更受人民的真诚爱戴。大部分的意大利自由党人都承认统一意大利的皮埃蒙特（Piedmontese）皇室，而且几乎所有的德国自由派都接受以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为荣耀的新德意志帝国（new German Reich）的统治者。而在1914年以前的奥匈帝国与俄国，共和主义就意味着革命。

虽然不论大国或小国，对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而言，君主政体似乎是毫无争议的固有体制，但是在1914年时，应该存在宪法限制的观点也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在这方面，从西欧到东欧还是有着程度上的差异。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低地国家，君主统而不治；在意大利、德国与东欧，对皇家的权威有了更新且更严格的限制。然而直到1914年，德国的威廉二世皇帝、奥匈帝国的约瑟夫皇帝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依然掌握国家政策的最后决定权。

然而，即使是这些帝国也依然存在持续朝向某种程度的宪法限制的趋势。德意志帝国的议会虽然在1886年与1887年争取军备预算控制权的重要斗争中失败，但是在很多领域却拥有预算决定权。与德意志帝国一样，哈布斯堡王朝的首相在对内政策上必须取得奥地利与匈牙利议会的同意。即使是俄国的独裁沙皇，也都被迫在1905年的革命运动之后成立议会（杜马）。尽管权力有限，但是杜马确实拥有立法权；除了军备预算及沙皇个人的开销之外，其他的支出必须取得杜马的同意才能拨款。这些进展激励了俄国立宪自由派如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与改良社会主义学家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等人，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最终将与西欧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

对米留可夫、克伦斯基以及一般欧洲的立宪自由派而言，1914年的政治议题依然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首度明确提出的问题：如何以任人唯贤来取代世袭权威。战前欧洲的立宪自由派认为，英国模式的国会是最适合用来约束世袭权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