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联盟”

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体制里，并没有出现政治上具一贯性的多数派，足以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期待由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民主党（Democrats）与中央党（Center Party）内曾经负责制订该宪法的成员所组成的“魏玛联盟”（Weimar Coalition）来执政。当1919年1月选出制宪议会时，这些政党就已经掌握了大约2/3的选票，在通过该部宪法之后，制宪议会慎重地延长任期，成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一届议会。制宪议会提名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担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919-1925）。然而，当“魏玛联盟”于1920年6月接受第一届议会选举的考验时，它所掌握的公民选票滑落到40%左右。

“魏玛联盟”的各政党都在某些基本路线上受到阻碍，使他们无法成为广泛的议会多数派的基础。社会民主党表明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劳工政党，但是在1918年与1919年时，为了阻止立宪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他们的双手已经染有劳工的鲜血。民主党依然是由以魏玛宪法起草人普罗伊斯为中心的、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小团体，他们那些潜藏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大多依然比较宁可选择民族主义的成功，也不重视自由主义的原则。中央党是一个天主教教派的团体，而不是以阶级或者意识形态为基础。它的追随者很多，从立宪主义者（constitutionalists）如埃尔茨贝格到保守派人士都有。虽然“魏玛联盟”的各政党在1928年时密切合作，在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但是自从1920年6月的选举之后，就不曾再次管理这个他们所创立的政府。

1920年以后，每一任的魏玛政府都只能借助一些充其量可以暂时容忍魏玛宪法的中间派与右派分子的支持，而组成多数派。以与企业界关系密切的前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为基础所成立的新政党——人民党（People’s Party），在施特雷泽曼的领导下，于1920年的选举中一举获得15%的选票。由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重新编制组成的德国民族人民党（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DNVP）也得到一样多的选票。人民党接受议会制共和政体，认为这是德国重新夺回世界霸权，最合理可行的手段。德国民族人民党对议会政治的参与度，远比人民党有更多的条件限制。他们只是为了要建立更具权威性的政治体制的目的，而参与议会的运作。在危机时刻，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德国民族人民党）反而能从支离破碎的中间派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处于这个时代的魏玛共和国中间派，就好像一支两头烧的蜡烛。

一丝不苟地遵行宪法的艾伯特总统，在面对不佳的选举结果时，并未采取行动延续社会民主党继续掌权，而从议会的温和中间派中选择新的总理。即便如此，以支持由技术专家统治的无政党政府为趋势，选票并未大量流向中间派政党。在短短两任天主教中央党政府的执政期间，既未能与缔结《凡尔赛条约》的列强达成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也没能遏止让马克贬值到近乎是废纸的恶性通货膨胀，于是在1922年11月要求汉堡-美洲轮船公司（Hamburg-America shipping line）经理——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筹组由无党无派的技术专家所组成的政府。库诺甚至不是国会议员，他所建立的模式是倚重总统权威与技术专家，以填补议会多数派的空隙。

另一种模式，是将全副精力集中于外交与经济议题的政权。至于那些德国国内所出现的，能使社会机构如军队、文官系统与大学自由化，以应对新的民主宪法的新变化，不是更早出现，便是随1920年的选举而消逝无踪。今后德国政府的成功或失败，将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处理外交事务与经济议题。

外交事务与经济议题在1923年时正处于危机——就在那一年，法国占领鲁尔；也就在那一年，马克崩盘。1923年时的魏玛共和国，面临十年来最重大的挑战。库诺总理在鲁尔事件采取消极抵抗法国的政策，只是让德国的经济停顿不前。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与法国作战，并且创造了英雄施拉格特（Leo Schlageter），施拉格特是一位年轻的自由团退役军人，因为破坏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附近的铁路线而被法国人处死。受到日益高张的罢工浪潮，以及人们对上涨的生活费用的普遍不满所鼓舞，德国共产党企图在10月发起一场革命性的暴动。在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治理的萨克森与图林根州，革命家招募民兵或者“无产阶级百人队”。另一方面，从墨索里尼那里学得教训的希特勒，则企图利用“啤酒馆暴动”，在慕尼黑掀起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同时德国的中央政府也陷入马克已经一文不值的危险之中；德国人的生活秩序似乎已经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