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和人生的因果法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没有不劳而获的。因此，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整个人生之中，做困难的事才是我们最好

的选择。

汪中求先生在《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中说：“合理的要求是锻炼，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心态，把困难当成自己能力长进的阶梯，我相信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

在1888年的大选中，美国银行家莫尔当选副总统，在他执政期间，声誉卓著。当时，《纽约时报》有一位记者偶然得知这位总统曾经是一名小布匹商人，感到十分奇怪：从一个小布匹商人到副总统，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带着这些疑问，他访问了莫尔。

莫尔说：“我做布匹生意时也很成功。可是，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书中有句话深深打动了我。

“这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敢于向高难度的工作挑战，便能够突破自己的人生局面。’“这句话使我怦然心动，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前不久有位朋友邀请我共同接手一家濒临破产的银行的事情。

“因为金融业秩序混乱，自己又是一个外行人，再加上家人的极力反对，我当时便断然拒绝了朋友的邀请。但是，在读到这一句话后，我的心里有种燃烧的感觉，犹豫了一下，便决定给朋友打一个电话，就这样，我走入了金融业。

“经过一番学习和了解，我和朋友在一起，从艰难中开始，渐渐干得有声有色，度过了经济萧条时期，让银行走上了坦途，并不断壮大。之后，我又向政坛挑战，成为一名副总统，到达了人生辉煌的顶端。”

生命是自己的，想活得积极而有意义，就要勇敢地挑起工作中的重任。向高难度的工作挑战，这是对自己生命的提升，也是让人生价值最大化的一个快捷途径。在工作中也是这样，做最困难的事才能显示你的能力和价值。

现在，大家都知道邓中翰和“中国芯”，邓中翰获得的一连串荣誉让人们对他景仰万分，可是，在这些巨大的荣誉和光环后面，同样是由平凡的积累和不断的克服困难得来的。因为，中星微电子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司也曾经有过非常困难的时刻。

1999年10月，中星微电子在北京中关村成立。而此时，邓中翰在硅谷创立的集成电路公司，市值已达亿美元，为了回国，他放弃的几乎是一座巅峰。刚开始，因为资金紧张，中星微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没有暖气，设施也很简陋。“仓库冷，当时的北京污染严重，身体不适应‘国内病毒’以致经常感冒发烧，喷嚏连连，资金有限，完全牺牲个人时间……但对于做大事情的人来说，这些苦太微不足道了”。

回忆公司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邓中翰没有任何无奈和苦涩，而是一种超乎寻常的乐观和幽默。“如果把困难当作是挑战，那么就能激发我们内心无限的勇气去战胜它”。 “对于我们这样的创新型企业而言，会有很多困难，但我们不可能把星光中国芯项目卖掉。我们几个合伙人曾经用个人财产作抵押，贷款渡过

难关。”

在2001年3月11日，历经种种困难，邓中翰和他的团队终于研发成功“星光一号”——我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

但是，更多的困难接踵而至。

那年夏天，中星微与日本索尼相约，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与索尼商谈推销“星光一号”事宜。以邓中翰为首的四位创始人中的三位，直飞东京，与索尼一主管见面。刚刚开口，该主管就打断了邓中翰的话，傲气十足地说：“我们索尼有几千种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展览和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听你推销产品，我们还有其他会议。”本来约好的一个小时的商谈，竟被这位主管压缩为五分钟。邓中翰也没有稍作停留，在出门时对同伴张辉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I will be back!”(我们会回来的!)。

原来，他把这五分钟的碰壁，看作是索尼的挑战。而他恰恰就具备了面对这种挑战、迎接这种挑战的勇气和素质。在他看来，迎接挑战，是自主创新的一种动力，也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种具体体现。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将自己的产品“打进索尼”。

于是，与这一领域的“鼻祖”的较量从此正式展开。本来，“星光一号”的研发成功就算是了不起的创举。该产品以优异的性能很快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企业采用。而以“鼻祖”自居的索尼不知是真的对此现状缺乏了解，还是由于固有的傲慢与偏执，导致它本能地加以拒绝？

邓中翰暂时放下对这一顽固“堡垒”的强攻，率领他的团队瞄准该领域的最前沿，不断推出“星光”系列的新产品。2002年一年的时间里，“星光二号”、“星光三号”、“星光四号”相继诞生。2003年6月，“星光五号”问世。从“一号”到“五号”，“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先后突破了7大核心技术，申请专利500余项。到2005年，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

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以及联想、波导、TCL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量采用了“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