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街3号

到成都以后，家住新南门外十七街3号。从新南门向南不远有一条先向西再向南的街，就是十七街。街的南端和东西走向的大学路相接，而大学路的南面当时都是农田。3号处在靠近十七街南端的路西。这是一座独立的院子，院内的主建筑是一栋小楼。类似结构的院子向北比邻排列还有两座。和我家相邻的一座住着邓锡侯将军，我们称其邓爷爷。邓爷爷比祖父年长，他和祖父一样也是毕业于保定军校，上个世纪40年代当过四川省省长，抗日战争时期率川军出川，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1949年12月，和祖父一起离开成都到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

3号的院门坐西朝东，比较高大，至少当时觉得如此，门框是水泥的。进得门来有一条宽四五米长十几米的通道，通道两边种着葡萄，上面是葡萄架。 走过通道向右亮出一块“坝子”，和通道面对也即坝子的西面有一排平房，大约五六间，是工作人员的住房。坝子北面有一个花园，花园是圆形的，围种着齐腰高的万年青，有几个口可以进入。挨着花园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门坐北朝南，外面有一个敞厅。

进楼来是一个厅，正中央挂着一个大表。厅的左侧是秘书的办公室，右侧是客厅。穿过客厅是饭厅，饭厅是南北向矩形的，里面摆着一张可围坐10人的大圆桌。饭厅西北角上的一个门通到楼后面门廊，门廊东西狭长，北面是后院。后院不大，通过楼侧的两条狭窄的过道和前院连通。后院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门和门廊仅距一两步，遇下雨天把饭菜端到饭厅虽略有不便，但也无大碍。

从楼厅直走是一个过厅，厅的左手是楼梯，楼梯下有可堆放杂物的小屋，小屋旁有一间居室。厅的右手边也有一间居室。这两间居室分别是两个保姆以及她们的家属居住。过厅北面的门通向后面的门廊和后院。

楼梯拐两个弯就上了二楼。上楼后的左边有一门通阳台，右边是一个过道，过道为南北走向，尽头的门进入二楼客厅。过道边还有一个门，进去是家里设的经堂，即通常所说的佛堂。进二楼客厅，左边是祖父祖母的起居室。起居室有三个门，一个通客厅，一个通经堂，一个通卧室。祖父祖母卧室还有一门通阳台。客厅右边的房间是我和哥哥的卧室，里面是卫生间。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邓爷爷家的院子。他家和我们家相隔的墙边，栽着几棵芭蕉树，树高过墙。我每次从墙边走过，总要看看那几棵芭蕉树的大叶子。正是因为那几棵芭蕉树，使我初步知道了芭蕉和香蕉在外形和味道上的区别。

这个院里的常住人员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法贤师、厨师张汉文、勤务员姚月明和他的妻子、勤务员贺国九、保姆彭、保姆黄黄和她的女儿黄良芬。张师傅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乡下，有时也过来住。敖秘书那间屋里有床，可以住，但他通常不住在这里。司机李成国若无特别情况也不在这里住。到成都以后，祖父身边没有安排警卫人员。我觉得贺国九的身份和祖父在重庆时的警卫亮鹏有些类似，祖父出门的时候他总跟着，但是他没有佩带枪。

在十七街3号我们一直住到1959年夏天迁居北京之前。离别成都后，祖父、祖母一直到去世（他们分别于1976年和1982年去世），都没有再回去过。

我最早一次重回成都是1984年，那次是去开会，来去匆匆，会场住地两点一线，无暇他顾。1988年秋天再到成都出差时略有空闲，遂动了到故居看看的念头。问到新南门，易寻十七街。然而昔日半城半乡的景象已经不见，到处是拥挤的房屋。如果不是那座水泥的院门框，我恐怕未必能准确指出当年的3号院子所在的位置。

站到水泥门框前，童时的情景油然浮现：祖父清晨定时的散步；祖母每日做自编的一套体操；张师傅讲三国故事；李成国谈远征东南亚时吃大象肉；贺国九跑过我身边时总要摸一下我的头说“哈，哈，三弟”；和哥哥及他的同学玩“打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