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彬在来信里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为他保密，若是让媒体知道了，铺天盖地的花边新闻非把他活埋了不可。他还用特快专递把我的那本《南行记》寄了回来，说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小子，真他妈的会装孙子！

我恶狠狠地在信纸上写了一句：往后，管好你的毛瑟枪！就丢了笔。

跟罗素打个招呼，我就去药房了，柳彬需要的东西，大概只有那里卖。可是，到了门口，我还是有点儿犹豫，有点儿抹不开面子，壮壮胆儿，就进去了。里面多是女的，男的只有一个，在看报纸。我过去，像特务对暗号似的压低声音问，"劳驾，有验孕纸吗？"那男的显然也是懂幽默的，也对着我的耳朵用同样低沉的声音回答，"有，要现钱。"出了药房，赶紧跑到邮局，把验孕纸和我的信用特快专递寄走了。我不禁长出一口气，暗想，要是姓柳的真验出了什么，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其实，柳彬大块吃肉、大碗饮酒的豪爽一直是我喜欢的。赌酒，醉得一塌糊涂，还是不服输，好几次，都是我把他拖回家的。他最做不来的是钓鱼，一手垂竿，一手看书，我以为是享受，他不行，用不了一泡尿的工夫，他就丢掉鱼竿，到河沟捉泥鳅去了。这么率真的一个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回书店，正赶上一拨管市容的查卫生，说是累了，坐下来歇歇，几个中年汉子缠着罗素春秋战国东周西汉地扯闲篇。看见我，罗素就一个劲儿使眼色，让我解围，我立马过去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查卫生的说，"你们这里干净，到底是有文化的地方。"我说，"这年头，泛文化主义流行，遍地是文化，稍不小心就会被文化绊个跟头。你看，吃一顿是食文化，喝一杯是酒文化，操一回是性文化，"我没说完，罗素又插一嘴，"连拾破烂的老爷子从事的也是垃圾文化。"在场的没不笑的，赞不绝口地说，"有文化，有文化。"

我再次见到程帆，竟是在报纸上，罗素看了看，说他比去年瘦多了。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这本书你们收吗？"一本1928年开明版的《桃园》，这个小伙子居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卷成一卷，揣在裤兜里。翻来一看，竟是初版本，竟是钱君匋绘制的封面，而且竟还有废名的亲笔签名！

我登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看过书，再看他：小伙子二十出头，白白净净，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挺文静。

这本书一定是要收的。虽然我是个卖书的，可是我收书的兴趣似乎更大，尤其是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好书。我对罗素曾说过，卖出去的书，对我而言，就像嫁女儿，舍不得也不能让她做一辈子的老姑娘；收书就不一样了，收书像娶媳妇，自然是心花怒放。

"你这本书是家藏的吗？"我问，"你还有可以出让的书吗？"我又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对我的问题，小伙子一概拒绝回答，倒让我想起香港电影最常见的一句台词：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过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以后，小伙子隔三差五就拿几本书来，什么叶圣陶1922年出的《隔膜》啦，什么朱湘1934年出的《石门集》啦，都是上佳的版本，多半还钤有藏书名家的印章。

很少见这么洒脱的小伙子，似乎根本不屑于讨价，随你给，给了钱也不数，往兜里一掖，完事。

这样一来，我倒对他多了些关注，交易时总是尽可能地跟他聊上两句，熟识了，他也说说家常，却只字不提那些书的来历。罗素猜他是大宅门里出来的公子哥之流。我看不大像。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书。"一天，他突然说。太好了，善本书即使得不到，开开眼也是好的，聊胜于无嘛。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小伙子的名字叫程帆。

隔几天，约好时间地点，程帆说等我。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心情竟像一首老歌谣唱的那样：月亮光光，打开城门洗衣裳，衣裳洗得白净净，明天好去看姑娘。

转天，到了地方，发现竟是图书馆。程帆带我穿过一道长廊，又拐了几个弯，打开一扇大门，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呛鼻子，进去，但见落了厚厚尘土的大屋子里堆满了书，显见是很久无人光顾了。程帆说，他也不常来，拿给我的书都是在靠门口的地方随手取的。我一本一本地翻看，俱是民国年间出的书中珍品。这似乎是私人收藏，每册都钤了章的。程帆说，都是过世的藏书家捐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