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了韩国馆的展台，这里陈列的大都是韩国小说家和随笔家的选集，我也曾学过鲜语和日语，不过，没学会，但并不妨我对哈韩文学的偏爱。在韩国小说家当中，我最欣赏的是金东仁，读过他的小说的中译本。那个韩国出版商见我知道金东仁，显然喜出望外，就超热情地跟我攀谈起来，他说汉语有点儿口吃，好在能听懂。

我希望展览结束之后，能把展品中的金东仁和与金东仁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转让给我，韩国出版商说没问题，即使这些展品举办方另有安排的话，他也会从国内给我寄的，然后，就通报姓名交换通讯地址什么的。

转一圈，在筑摩书房的展台，我又跟日本人订了一套《太宰治全集》，这也是我渴望已久的一套书。我觉得我不虚此行，我也很为许佩祈没来而惋惜，我甚至赌气地想：回去以后我要添油加醋跟老头儿吹嘘一番，好好气气他，谁让他不跟我来的！

我在楼梯口碰见几张熟悉的面孔，几张我常在我的书店里遇到的面孔，都是六十来岁的样子，胡子和头发都还很黑，反衬得脸色异乎寻常的苍白。我们停下来聊了几句，他们从事什么行当的都有，近两年迷上了藏书，大都以收藏抗战时期的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文学作品为主。

越聊越投机，他们提议去吸烟室坐一坐，我们各自点上一支烟，他们说他藏书纯粹从兴趣出发，不像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和鲁迅研究家那样，就吃的是这碗饭。他们都说他们看不起那些人--那是一群寄生虫。

我说，"我也看不起那些人，我觉得您用寄生虫来形容他们挺恰当的。"其中一个谦逊地说，"信口开河，信口开河而已。"我从他们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许佩祈的影子，他们有点儿相像，而且不仅仅是年龄。

他们说他是"油纸伞书坊"的常客，遗憾的是，那里的解放区文学实在少得可怜，京派海派的作品却很完备。我承认，情况确实如此。

只顾聊天了，我差一点儿把罗素忘掉，赶紧告别他们，跑出吸烟室。我们约定坐同一趟车回去，路上还可以继续聊。

"你跑哪里去了，到处找不见你？"罗素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脸的焦急，"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准备一个人上路了！"她跺着脚说道。看到她跺着脚的样子，一种怜惜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我搂了搂罗素的肩，"你有什么收获吗？"我问她。她说她得到了几张乔治·西默农的推理小说的英文电子版光盘，"都是可以开心解闷的玩意儿。"

我放弃了去琉璃厂和全聚德的计划，这两样罗素都不感冒，况且和那些老书友还有约定，约定结伴返程的。我和罗素一人拎着一个矿泉水瓶子，一边喝着，一边晃晃悠悠地往火车站方向走。"我饿了，我要吃肯德基。"中途，罗素突然说。她提要求的时候，两只圆眼珠就像两条张着嘴的小鱼在眼眶里游动，令人不忍拒绝。

快到火车站入口处，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接的时候，只能听见对方急促的呼吸声，却不说话，"谁，说话呀！"我嚷了几句，对方仿佛像是跟我比赛耐力似的，就是不吱声，沉默着，我只好把电话关了。

罗素问我是哪个来的电话，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模仿着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的台词说："小姐们都昏过去了。"

"一定是打错了。"罗素说。

"也许吧。"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隐隐的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不过，挺奇怪的。"

"奇怪什么，打错个电话有什么奇怪的，接到个打错了的电话就犯嘀咕才叫奇怪呢。"罗素冲我做了个鬼脸，表示她的轻蔑。

最后，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打了过去，响了两声，对方接了，"您找哪位？"他低声问道，有气无力地。

我听出对方是谁了，我一下子就听出对方是谁了，"嘿，汉奸，你他妈的神经搭错线了，通了电话又不接，逗我玩呢！"我说。这家伙喜欢恶作剧，作案工具以电话为主，有一回，我收到一条短信--我的宣言：我决定打破老公终身制，实行小白脸股份制，引进丈夫竞争制，推广情人合作制，试行红杏出墙制……我还以为是哪个半老徐娘发的呢，查来查去，原来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