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组原因也说明，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及经济绩效恶化的担忧，在催发私有化运动中也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遵循“票高者得”选举制的国家，私有化的动力较足。有趣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左翼政府对私有化的热情好像并不比右翼政府低。令人惊奇的是，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果在西欧国家体现得并不明显。唯一可信的证据是，私有化对公债具有负面影响，但这在预料之中。私有化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有关，也与企业层面较好的经济绩效不无干系。但这些经验证据并非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这些证据取自被私有化的企业和未被私有化的企业之间的绩效比较。这种绩效效应反映的事实也许是：那些被私有化的企业，要么是最盈利的，要么是最具盈利潜能的。迄今为止，那些能正确地反映私有化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少见。博尔托洛蒂和米莱拉提供的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发现是，有相当一部分项目（至少有30%）只是将国有企业的一少部分资产实现了私有化。政府对私有企业仍然持有较大的份额，看来是极不情愿失去对国有资产的控制。这是新发现，毫无疑问，还有待进一步调研。

中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过程中所进行的私有化运动，场面最为壮观，这毋庸置疑。扬·哈瑙塞克、E.科采达以及扬·什韦纳尔等三位作者在第三章向我们展示了这幅历史画卷。他们坚信，私有化政策必须置于某国实施的转轨战略的一般背景中来考察，包括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过程所扮演的相关角色、新生私有部门成长的相对作用等。经济学家可以界限分明地分为两大派：一派靠赠送方案推崇激进私有化，也称大规模私有化；一派主张谨慎从事，渐进地出售国有资产。如何实现两派主张的方案或文献可谓层出不穷。波兰、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等国采用了渐进式方案。俄罗斯、乌克兰、捷克、立陶宛，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斯洛伐克，实施了大规模私有化方案。所谓的两大派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分类，具体的实施方案国与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为数不多的研究私有化决定因素的文献表明，最先私有化的都是那些盈利较好的企业。这种次序安排与私有化的政治经济理论是吻合的：搜集支持证据以便进一步私有化。但令人不无诧异的是，私有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结果却五花八门。多数研究是在私有化刚刚完成之后做的。而另一些研究又仅仅是依照公有和私有这种粗略的两分法来进行的，而没有虑及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差别。受前期研究选择偏差的左右，是多数后期研究成果的通病。如果私有化的对象是盈利较好的企业，那么，其较好的经济绩效就不能归因于私有化。那些修正了这些选择偏差的研究通常发现，私有化对绩效的影响也就是居于中等偏上的水平。由外国人购置国有资产，其私有化的效果似乎最为明显。员工及管理者所有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案例，无论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生产率，还是从盈利能力等指标来衡量，都是极为少见的。就绩效要素分析而言，哈瑙塞克、科采达和什韦纳尔所作的陈述既详尽又全面。

约翰·内利斯在第四章精心地勾勒了非洲私有化政策和效果的总体画面。政府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显得三心二意，在非洲是比较普遍的。多数国家只对一小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除了南非、加纳、尼日利亚、赞比亚和科特迪瓦这五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基本没有实行私有化。基础设施是非洲国家大型国企驻足的行业，但这些行业的私有化却严重滞后。实施私有化时，政府通常持有较大的股份。与欧洲相比，显示非洲私有化成效的证据却极为少见；几项凤毛麟角的研究所显示的结果也是模糊的。科特迪瓦的私有化对企业绩效倒像是有几分正效应；加纳也是。但对此要审慎地看待。因为只有当竞争态势加剧和监管质量改善时，私有化的成效才会显现出来。此外，还存在寻租、规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公共服务供给下降等现象，凡此种种都会招致社会的怨恨，阻碍非洲国家沿着私有化的道路走得更远。内利斯认为，即使产生了负效应，但也不能说反其道而行之——不实行私有化——就能出现好局面。究其原因，部分地在于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较差，总体经济运行欠佳。人们通常将东欧国家私有化的低劣绩效归因于制度缺失；非洲的情况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指望非洲国家在中短期内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变迁，那是不现实的。鉴于此，内利斯开出的“处方”是：从外部引进制度供给；采用离岸商贸裁决机制；由非政府机构裁定交易。但问题是，这些“处方”很难获取强力的政治支持。因此，至少从短期看，非洲国家还不能完全靠私有化走上增长与发展的康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