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典章，早朝受四方奏事，早成沿习，午朝在景泰初年曾短暂设置过，随着景帝心有旁骛而罢。杨守陈认为，重开午朝听政，皇帝与大臣陈论，乃是融洽君臣关系、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手段。为区别早朝，午朝仪式可简省，地点则可放在文华门。大臣台谏应事先具疏，在午朝时择其要者口奏，皇帝详问后作出裁决。其他诸如接见外来使臣、讨论地方事务、付有司评议、接受担任地方要职官员的陛辞并作出戒谕等，都可放在午朝时举行。至于国家大政的商议裁决，则应放在文华殿举行。在杨守陈为皇帝设计的这张工作日程表上，皇帝如同一台专门处理政务的机器一般日夜运行不止，没有私欲，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这正是文官集团所期望的皇帝形象。“一日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居乾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政不惑”，接士大夫之时多，对宦官宫妾之时自然就少，只有这样，才能“使贤才常接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聪明”，最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致治之纲举矣”。

年轻的皇帝居然接受了对他有着诸多约束的这些建议，成仪之外，又加午朝、日讲，其励精图治之心足令文官们欢欣鼓舞。不久，宪宗朝时一些因得罪阉人佞幸被降谪的官员大多起用，曾因方士僧道而滥设的种种多余的祭祀被废除，既厘正了国家祀典，又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苏、松、杭、嘉、湖五府织染机构的额外织造被停止追加，督造官被召还，虽然皇帝耳根子软，某些地区的中官织造后来又重新开设，对历年积弊的匡正也不是很彻底，但孝宗皇帝恭俭且有天资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所有种种的变化，有理由让文官们相信朝局正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只要假以时日，再现仁宣时代的盛世景象也不是全无可能。

但随着时日的推移，年轻的皇帝身上的种种劣根也暴露出来了，最要命的是他越来越像他父亲一样热衷于斋醮、炼丹。做了八年皇帝后，朱祐樘就像个偷懒的学生一样，视朝渐晏，奏章的批答也不及时了。每日的小经筵早就自行废止，就是大经筵，一年里也进行不了几回。1497年，朱祐樘召见内阁大学士徐溥等，每人赏茶一杯，满朝竟以为盛事，可见上下否隔到了何等地步。

朱祐樘性格上的柔弱使得弘治朝时外戚的势力也来损害帝国的肌体，他的仁而不断真要让他的大臣们怒其不争了。这一切要归因于他有一个贪婪而又虚荣的妻子——皇后张氏。靠着张皇后的纵容和庇护，她背后那个庞大的家族疯狂地进行了利益扩张。皇后的父亲张峦在女儿选进宫时，还不过是国子监的一个监生，但在皇帝大婚后就被封为寿宁伯。次年，张皇后生下后来被宣布为皇太子的儿子，她父亲马上呈交了一份不得体的奏疏，要求提升为侯。虽然有许多高级官员提出反对，皇帝还是给他的老丈人提高了爵位。几年后，当此时已为寿宁侯的张峦死去时，他的爵位由长子张鹤龄继承（他的另一个儿子后来也被授予了爵位）。他本人被追封为地位更高的昌国公。尽管有官员指责说，死去的国丈的那座豪华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这是大大违礼的行为，但有张皇后罩着，这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张氏兄弟凭着他们做皇后的姐姐青云直上，他们家族的财产也在呈几何级数飞速增长。张氏家族的许多叔伯、兄弟以及门下形形色色的食客都得到了官衔、官职，并争先恐后参与到贪污腐化中去，对这一现象，本朝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李梦阳（他当时是户部一名年轻的官员）写了一封很长的奏议提出批评，他特别指出，容忍张氏兄弟赤裸裸的贪渎行为势必给王朝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张鹤龄本人和他的姐姐张皇后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的脑袋。朱祐樘妥协了，他下令把李梦阳投入狱中，然后私下认真地垂询几个大学士。一个大学士提出李梦阳的言词“狂妄”，另一个则说李所写的都是“赤心为国”。经过一番犹豫后，朱祐樘相信了李梦阳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个正直的朝臣的责任心，他甚至不愿鞭笞李梦阳以取悦于他的皇后，只罚没了李梦阳三个月的官俸就把他无罪释放了，这说明他对是非还没有失去基本的判断力。

1505年初夏的一天，尚未满三十五岁的朱祐樘因过多服用含有毒素的丹药走入生命的末途，临终时他在病床上召见了大学士刘健、李东阳和谢迁，在对大学士们的辛劳表示感谢后，他把时年十五岁的儿子朱厚照托付给这些肱股之臣，并指出这个儿子身上最致命的弊病即好逸乐。把江山交给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实在是不放心，但舍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有这一个儿子了（次子朱厚炜不到三岁就早殇了），只能寄希望于大学士们尽心辅佐，“教之读书，辅之成德”，如此，朽木或可雕也，则国家幸甚。为了让儿子尽快走出叛逆、荒唐的青春期，病榻之上的朱祐樘操心的还是儿子的婚姻大事，他让大学士们尽快给儿子选一个贤惠的女子，礼部择日早行婚礼大典，他以为，只要让儿子在感情上有了归属，必能改掉身上浮夸和玩世不恭的习性。

但后来这个少年的所作所为，像是跟他的父亲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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