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节刚过，国民党政府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两个“人民代表团”前往北平及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谋和”之门。2月13日，“使团”的秘密北上开启了国共两党历史的又一轮“和平谈判”……蒋介石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积极进行“谋和”活动。同时，电邀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党派首领，共同策进“和平运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派人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等人，争取他们的好感，想制造舆论，阻止共产党向长江以南进军，达至“划江而治”的目的。他幻想着“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一直把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加以区别，此时更有意争取桂系反蒋。所以，也多方面表达了与桂系首脑接触的愿望。

1月20日，中央复电在香港的中共驻港工作人员潘汉年，请潘答复前来香港与中共商洽和谈的黄绍竑：“（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在南京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白崇禧派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毛泽东批示：“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这份电报，是以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出的。

1月22日，新华社将即将发表的《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新闻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新闻稿做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新闻稿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而恰恰在22日这一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五人和谈代表。同时，实际推动和谈展开，他还于同一天约见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他向黄、刘表示：“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因此，要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从旁协助。

1月23日，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表示：国民党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叶剑英设宴招待他们，指出国民党挑起内战以及进攻解放区和三大战役以后的形势，并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

29日上午，黄启汉（刘仲华暂留北平）搭乘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面见李宗仁，汇报了北平之行的详细内容，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并要黄启汉陪同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担任联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