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湖南一师02

毛泽东传 作者:蒋建农


在学习上,毛泽东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1915年上半年,杨昌济指导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周末,这些人就到长沙郊外板仓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读书心得。据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记载,毛泽东从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里,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交谈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毛泽东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还表示:“甚愿日日趋前求教。”黎锦熙对毛泽东十分赏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即陈昌,后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引者注),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毛泽东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追求改造世界的知识,他刻苦攻读,勤于思考,持之以恒,同时,广泛而虚心地拜师访友,求学问教,与他人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他认为:“德智所寓,不外于身。”虽然“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因此,他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毛泽东进行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游泳、野游、爬山、露宿等。

冷水浴,这是杨昌济老师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开始时,毛泽东只是模仿杨先生进行,通过实践,他认为冷水浴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第二,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因此,他从模仿转为长年坚持不懈地进行。

一师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毛泽东就起床来到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这样反复十几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冬季坚持冷水浴不容易,可毛泽东却很习惯自然。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能坚持,他回答说,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

毛泽东从小就酷爱游泳。8岁时他从师邹春培读私塾,一次邹有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就和几个学生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戏水。邹先生回校见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就对以“修身”。取意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邹先生不禁连连点头。不敢说毛泽东8岁时就把游泳同修身联系起来了,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一直把游泳作为锻炼体魄、砥砺意志的一项重要手段。长沙的橘子洲是他在一师求学时常来游泳的地方。夏天水涨时,湘江水面宽三四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秋冬之间,行人已经穿上棉衣,他还能在江中游上几十分钟。他的同学张昆弟、罗学瓒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当年一起畅游湘江的情景。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记载:“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罗学瓒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他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中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等也是毛泽东锻炼身体常用的方法。与一师隔湘江相望的岳麓山,是毛泽东常去锻炼的地方。除爬山外,还在这里进行过风浴、雨浴等活动。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散,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八点钟矣。”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母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味。

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橘子洲等地,是毛泽东经常露宿的地方。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

毛泽东经常进行锻炼的项目还有运动体操等,他曾自编过一套“六段运动”体操。毛泽东在刻苦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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