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专制与共和、民主与封建的斗争异常激烈，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特别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他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去的地方，那里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报刊上提一处地名，就查看地图，找出位置，疑难字则查查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他总是从头至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其1月18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到湖南，一师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学生们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了批注。他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5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参加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并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复辟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还以学友会的名义将著名人士关于反袁称帝的文章编印成册，在校内外广泛散发，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毛泽东被推选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期间，除组织同学参加爱国反帝宣传活动及各种学术和体育活动外，还满腔热忱地举办了工人夜学。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与城市工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

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毛泽东逐渐感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还需要更广泛地结交有志救国的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为此，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渐渐地，在毛泽东的周围，团聚起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橘子洲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正如他1925年作的《沁园春·长沙》中所追忆的那样：“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成了这批青年聚会的地方。他们议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毛泽东根据酝酿和讨论的结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就和萧子升、蔡和森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蔡和森的家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13人，陈昌、李维汉、周世钊、罗学瓒、熊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8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会章。会章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会员守则：“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赴法留学，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很快就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青年进步团体之一。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会员大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因为这时大部分会员已经或即将毕业。就在这时，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已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湖南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所进行的第一次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