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其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外地进步报刊上的重要论文，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如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登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进步青年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俄罗斯研究会千方百计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任作民等就是通过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然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俄国。这些进步青年学习回国后，大都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要骨干。

除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外，毛泽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特别加强了对新民学会的改造与发展，以此推动会员的思想进步。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新民学会成立大会通过的会章中规定的学会宗旨。由于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有的会员说这时的新民学会“不过是少数读书人的一种读书团体”。很快，毛泽东等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从湖南一师毕业，走向了社会。在“会友向外发展”的驱使下，一批会员来到北京，进入留法预备班，做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这时，正值“五四”前后，经“五四”爱国运动的陶冶，会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对学会的宗旨和会风等，有必要作出新的规定。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到上海与部分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召开送别会。这次会议就讨论了新民学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和会务问题。这次会议的精神传到法国后，7月6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13人到会。会议提出并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讨论了改造的方法，但是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萧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

8月间，蔡和森、萧子升分别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接到信后，对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感到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的意见，于1920年12月1日复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并转在法诸会友。毛泽东在信中表明了自己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他指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10余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讨论旅法会员所争论的问题。会议主席何叔衡。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2.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

3.方法进行即如何着手?

讨论之前，毛泽东向会议介绍了法国会友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结果：对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开始有人提出已不必多讨论。毛泽东则认为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对于会议讨论时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进行。毛泽东报告了在巴黎的会员蔡和森的提议，并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5种方法：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何叔衡发言：“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进行表决，结果：赞成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有毛泽东等12人，赞成采用德谟克拉西主义的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1人，未决定的3人。

1月3日，新年大会讨论第三个问题。毛泽东最后发言。在他之前10多人的发言中，提出各种着手进行的方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等。对此，毛泽东均表示赞成，提出：“惟在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名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他认为，“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会议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方法进行表决，获一致通过。

三天的新年大会结束了。从对第二个问题即采用什么方法问题的表决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席会议的会员中有三分之二赞同布尔什维主义。在毛泽东、何叔衡等的周围，已经出现一批赞同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