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谷光瑞何许人也？他是净土真宗本派第二十三代法主。20世纪初日俄战争之际，日本佛教界积极为战争效劳。大谷光瑞为了战争需要在东本愿寺设置了“临时部”，命其弟大谷光朋以及其他许多僧侣担任军队的布教师，从事对日本军队的慰问、布教和葬仪工作。

大谷光瑞本人，也是位不甘寂寞的僧人。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前的1899年，他便远赴中国西北敦煌石窟等地，取得中国佛教至宝《贝叶经》。义和团事件后的1902年，他率领西本愿寺留学僧，组织西域和印度探险队，调查印度佛迹，总共为三次西域探险队的教团事业出资而负债数百万日元。他以佛教为基柱的国家主义思想，为昭和时期日本帝国侵略亚洲的政策制造理论。

大谷光瑞担任东本愿寺派法主期间，也正是日本军政要人疾呼“西进”时期。其弟大谷尊由1937年担任近卫内阁的拓务大臣后，大谷光瑞感到了几分荣幸，更加积极活动，穿针引线，经常来往于中国大陆、台湾及南洋各地。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大谷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满洲、台湾、中国、马来亚、爪哇等地进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他对日本的对外发展政策，具有透彻的见解。中日战争爆发后，大谷光瑞担任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同时就任近卫内阁的参议、顾问。在日本战败的1945年8月15日，他滞留大连，直到1947年才回到日本。

像东条英机等战俘在战后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而大光谷瑞这样披着宗教外衣的战争帮凶，却安然无恙。不知道这是不是这场引人注目的国际审判的一个遗憾。

1936年二·二六政变之后，日本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广田弘毅、林铣十郎两届内阁，皆以短命而告终。1937年6月4日，被日本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而寄予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经过短暂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后，终于沐猴而冠，登上了日本最高政治舞台。

近卫文上任后，日本政府这条“万吨巨轮”，急速“右”转。

6月26日，大谷光瑞正是听说北平有爆发不测事件的可能，故急来到北平打探消息。

大谷光瑞到达北京的翌日，即邀请今井武夫到六国饭店密谈。

寒暄一阵之后，双方即进入正题。

大谷光瑞显得忧心忡忡：日华两国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长年纠缠，不得解决。我总希望能有些什么办法来打开这些险恶的局面，现在幸好成立了近卫内阁。近卫家，自从上一代的霞山公以来，比任何人都更关心大陆，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那是有深远的来由的：自从近卫当家以后，在他身边又增加了新的大陆问题研究家，他的手下也就有了一个网罗了所谓新旧中国通的智囊团。因此，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有意要改变日华关系的话，除了现内阁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说到这里，大谷光瑞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次，我的弟弟尊由入阁担任拓务大臣，我认为这才是实现我的愿望的好机会。我这次来到此地旅行，也无非是想对国策有所贡献而已！

大谷光瑞以一种谦逊的口吻问：不知道金井先生有何高见？

今井武夫吐了烟圈后，徐徐地分析了今春以来北平的形势，说明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势。今井武夫分析道：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日本驻军早已不耐烦了，欲有所动作。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对现行的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在华北过急地提出经济权益的要求，实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

大谷光瑞听后十分着急，认为驻华日军的这种谋略，完全违背和干扰了日本中央统帅部的意图，说：武官先生无论如何回去一趟，把刚才提到的意见向内阁总理大臣议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具体由我来安排。

大谷光瑞就这样立刻离开北平，遂匆匆经由通州和青岛回国。

当大谷光瑞到达东京向陆相松山报告时，正好是战争爆发的7月7日。

这难道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吗？

就在大谷光瑞刚刚回国之时，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也被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部长兼陆军省军事课长石原莞尔派来华北。

石原莞尔对于华北的形势颇感不安，要冈本奉命向日本的中国驻屯军传达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坚决按中央意图与命令办事，严令不许搞谋略活动。

冈本来到中国后，找到今井武夫调查情况。

今井武夫对他复述了对大谷光瑞的同样担心与当前华北紧张的局势。

冈本也谈到石原莞尔要他到华北“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湖事件”。而他在北平、天津旅行一周后，回到东京再向上级报告，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相，乐观地说：“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当时担任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班长的佐藤贤了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他在《大东亚战争回顾录》中谈到：当时东京流传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