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有从农村转移的数亿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有城镇新增的巨额的就业压力，有企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压力，还有大学生、复转军人、失地农民、残疾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就业压力。而从就业的领域看，农业要向外持续地挤出劳动力；工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的集中集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容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下降，甚至还要挤出劳动力；党政公务及事业单位，需要改革和压缩，吸收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国有和集体经济持续地减少工作岗位；而向外输出劳动力，也受到各种限制。中国在世界历史罕见的巨额劳动力就业压力下，也无法学习当年帝国主义各国结构转型过程中，向外侵略、殖民转移就业压力，以完成其工业化的模式。中国劳动力上哪里去就业，不能不是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中头等重大的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

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与就业困难和分配难以公平。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大量的劳动者，在城市中做什么，在哪里就业？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本，没有就业，从农村转移和城镇新增及其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就没有收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城市中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产业形式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从印度、拉美两种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来看，印度、拉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其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低，其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水平低。因此，不论是印度，还是拉美，都发生了就业困难，失业率很高的社会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我曾经研究发现，每千人口小企业数量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公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较高，基尼系数较低；而拉美许多国家虽然民主化进程推进其福利早熟，国家在公平方面投入较大，但是，由于发展模式为大企业，农业中是特别大的农场，而每千人口小企业数量较少，相对地，其公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并不公平，基尼系数较高。实际上，从企业规模的组织结构来看，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每千人口小企业数量较多时，中等收入的人口多，因劳动力需求大而失业率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相对少，收入分配从基础上较为公平，基尼系数较低；而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相对多，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少时，少数人口巨富，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少，因小企业数量相对少而就业难，失业率高，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多，结果收入分配就不公平，基尼系数较高。

从对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中国各地数据的分析看，2007年，中国将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计算，全国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只有11个多一些，这个水平大约是日本、韩国、台湾、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5，也只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水平的1/3到1/2。中国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还较多，城市就业难的一个重要深层次原因，实际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较少。

从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来看，城市化之初时，农业劳动力逐步地向工业转移；到一定的时期，农业的劳动力需要向服务业转移，并且，工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其劳动力也要向服务业转移，最后在工业化完成时，可能服务业的比率要占到全部就业劳动力的80%左右。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形成的增加值占GDP的40%左右，在其中就业的比率占到全部就业劳动力的30%左右。这比经济发展水平到人均GDP3200美元时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滞后了30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过多和城镇就业难的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而现代工业，逐步地集中和聚集，企业规模逐步增大，工业领域中的巨富也在增多；大量的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业之中。因此，服务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甚至使其拉大。因此，从中国各地的发展情况来看，只要是每千人口个体私营企业少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的贵州、甘肃等地区，就业困难，人口从业率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每千人口个体私营企业数量多和服务业发展比率高的浙江、江苏等地区，人口从业率高，城乡收入差距小，居民之间收入分配较为公平。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从企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生产及就业结构等扭曲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也与传统思维中的“公与私”和“计划与市场”，根本没有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结论是：大企业和大工业，形成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可以技术升级，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主要功能是强国；而小企业和服务业，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提高劳动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主要功能是富民，并且缩小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共同富裕。

从中国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服务业发展缓慢问题的原因看，中国各地在发展战略上重视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中国创业、投资、经营的体制环境，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相比，也实在是太差。

前许多年，中国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在产业上，主要是抓工业，不知道怎么抓服务业；在企业规模上，搞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轻视发展小企业，而且，没有特别的战略和政策促进小企业的发展。

从体制和政策环境来看，一是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林立，各部门和单位对个体和小企业准入等管理和审批也太多；二是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执法和监督重复、繁杂、交叉；三是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从正规体制中融资的渠道，如银行信贷主要贷款给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小企业几乎贷不到款；四是与东亚模式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对于中小企业在法律和政策上，没有实际管用的促进法律和政策。

虽然近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注册登记审批方面放宽的力度不大，各种监督执法繁杂、重复和交叉的总是没有得到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仍然依旧。如果不进行政府管理和金融体制改革，小企业发展艰难，将会给中国未来城市化带来的就业相当困难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