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母亲所有日记中，我发现的唯一的一次说粗话。

到了1957年1月18日，任大心来电话告诉母亲，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要到明年才能出。

母亲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把书先弄出来呢？老秦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他说《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于是母亲给责编任大心写了封信，表示趁这个机会还想再做些修改。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长了。她想等责编来送稿子的时候，问问情况，甚至想到给周扬同志写封信，反映一下这个意见（见1957年1月19日日记）。

到了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给母亲。据他说，副社长楼适夷看了这部稿子后表示，如果杨沫同志把小说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为这部稿子留下了40万字的空间。

这时，海默告诉母亲，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母亲因此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内心深处还是苦痛不堪，在日记中说：

这是因为书出版有望了，还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看我的面色总是红红白白很健康的样子，可是内里，我总有死的预感。因为我常想到母亲是四十七八岁死的，我也快到这个年岁了，而且浑身上下这么多病（）。　　

1957年3月，父亲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碰见了阳翰笙。阳询问了母亲的稿子，还很关心。母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讲了手稿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母亲别着急。母亲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母亲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母亲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1957年3月27日）。

到了6月份，当母亲给任大心送稿子时，他又说：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母亲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为什么又把别人的4部书稿放在母亲的前面出？母亲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母亲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母亲写不写序？母亲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

但母亲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望着白浪滔天的大海，她激动、凄迷，感慨万千。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母亲很快看完，并改完，交给了出版社。任大心告诉母亲这部书稿已由王仰晨负责看。但王仰晨最近会很多，暂时没时间看。

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母亲看见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因为怕被定成右派，卧轨自杀。母亲听说后非常惊讶……

肝疼还在折磨着母亲。在协和医院检查了两年，依旧查不出是什么病。她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十分区给她治好了黑热病的那位姓勾的土大夫。只吃了三剂药，立即见效。也许这老头儿能治好自己的肝病。

为此她坐长途汽车到了固安县的牛驼，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赵文元就住在本地，陪她找到了那老头儿。这人外表上看有70多岁，去年刚剃掉小辫儿。他的配方还保密，不告你都是什么药。但母亲相信他。因为在1939年，他真的救活了母亲一条命。

住了几天，看完病后，她顺便看望了当年的老房东，杜庄的一个干妈，眼睛几乎瞎了。过去，她每见到赵文元都要打听老马和老杨的情况。她对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怀念和关心，让母亲深受感动。这次来特地上家去看望了她，称她为“娘”。老大娘激动得语无伦次，一遍一遍抚摸着母亲的头、脸、手，悲喜交加。

吃了勾老头儿的药，当时没什么效果，但母亲回到北京后，身体是有些见好。而这时，老战友秦兆阳却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

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母亲，他还发现和支持、帮肋过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

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母亲很幸运，这部曾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怀疑、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

母亲十分感激秦兆阳，文革中曾私下对马联玉说过不下几十次，是秦兆阳帮助《青春之歌》出版的。